结果加重犯是刑法立法的重大研究课题，也是刑事司法的重要内容。加重结果范围的界定主要涉及情节加重犯和次生结果之归属。相应地，加重结果范围之对象也就涉及基本行为的被害人之外的其他人是否应当被涵括在内，如甲在故意枪击乙的过程中不慎将丙杀死，此时丙死亡的结果是否应当属于加重结果?笔者认为，应贯彻直接性原则，即基本行为的被害人和加重结果的被害人必须同一，否则排斥结果加重犯的适用。目前，我国有关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可分为两类:致“人”重伤、死亡类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类。
一、致“人”重伤、死亡。我国刑法关于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包括第115条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21条的劫持航空器罪，第263条的抢劫罪等。这类条文并没有严格区分加重结果中的“被害人”与受基本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之间的界限。在该类罪名的罪状表述中，通常以“致人重伤的，处……;致人死亡的，处……”的立法表达方式。该类罪名中，被“致”重伤、死亡的人并不特定，并未仅限于基本行为的被害人，而是扩张到受基本行为侵害的所有人。
上述罪名中，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属于具体危险犯。尽管立法并未明确将“足以产生致人重伤、死亡或重大公私财产损失”作为上述罪名既遂的标准，但刑法第14条“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规定暗含了以具体危险的存在作为既遂标准。在具体危险犯中，实害犯是其加重形态，大多以结果加重犯的形式出现。而劫持航空器罪，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均属于典型的抽象危险犯，这类犯罪的加重结果有两种形态:一级加重结果为具体危险犯，二级加重结果则为实害犯。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则均属于结果犯，其加重形态分别为基本犯罪行为所并不包含的重伤和死亡结果。
不难看出，立法“致人重伤、死亡”中“人”之范围界定与具体犯罪的既遂标准没有任何关系，被加重的基本罪涵盖了刑法所能容纳的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实害犯三大既遂标准的每个领域，并无规律可循。
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这类罪名的罪状通常采取“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的立法表达方式，这里的“被害人”在立法中并不是统一的表达方式，而是类型性被害人的总结。如立法中出现了被绑架人、被组织人、被运送人、被就诊人、被强迫卖淫的人等用语，因为这类人具有主体的同一性。这类罪名主要包括刑法第236条的强奸罪，第239条的绑架罪，第260条的虐待罪，第358条的强迫卖淫罪等。
相对于第一类中的“人”，第二类中的“被害人”的范围显然缩小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类人”:即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规定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况。这类人的范围显然大于直接的被害人，但又明显小于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所有的“人”。
在第一类别中，承受加重结果的“人”的范围，同时被贴附到基本犯罪为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实害犯的罪名中;而在第二类别中，承受加重结果的基本犯罪中的具体的“被害人”，也同样被贴附到基本犯罪为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实害犯的罪名中，而且这种立法方式根本无法将结果加重犯与想象竞合犯有效区分开来。举例来说，当甲基于故意伤害的目的对乙实施暴力行为并致乙重伤，但在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因过失致丙死亡。依照我国刑法规定，由于加重结果中的被害人并不要求是基本行为的被伤害人，因而此时行为人仍然成立故意伤害罪(致死)。
但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随之出现，将上述案例稍微改变:当甲基于故意伤害的目的对乙实施暴力行为并致乙重伤，但在实施暴力行为的过程中，因过失致丙轻伤，此时应当如何处理?按照刑法规定，结果加重犯所要求的加重结果只能是重伤或死亡，但此时丙仅是轻伤，因而不可能成立结果加重犯。但如果对丙轻伤的结果与乙重伤的结果数罪并罚，则又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因为此时只有一个行为，最终的结果必须以想象竞合犯才能有效评价这一犯罪行为和结果。悖论在于，对同一被害人丙而言，当其所受伤害为重伤或死亡结果时，会成立结果加重犯;而当其所受伤害为轻伤结果时，便成立想象竞合犯。难道对行为和结果不法判断的性质会因结果的轻重而有区别?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当基本犯罪中的被害人和加重结果中的被害人不一致时，是再明显不过的想象竞合犯，而这其实也正是直接性原则的最基本要求。
立法词语的模糊给司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司法适用过程中，应当切实贯彻直接性原则，坚持前后对象的同一性，严格限制结果加重犯的适用范围，正确界分不同罪数形态，从而做到精准地定罪量刑。
(作者单位:广东省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