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政府


东营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


《东营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发布。

市长刘国信

二OO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东营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省政府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向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收入，是指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关系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资、奖金、补贴、津贴和其他劳动收入；
　　(二)离退休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
　　(三)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或者抚养费；
　　(四)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及其孳息；
　　(五)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与；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应当计入的其他收入。
　　第四条城乡居民的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优抚对象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及保健金；
　　(二)高龄老年人按规定享受的生活补贴；
　　(三)在职人员按规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金；
　　(四)政府和社会给予贫困在校生的补助金；
　　(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不计入的其他收入。
　　第五条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按照规定落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统计、物价、审计、人事和劳动保障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
　　县区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根据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可以承担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六条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原则；
　　(二)政府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原则；
　　(三)鼓励劳动自救原则；
　　(四)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
第二章保障标准和资金来源
　　第七条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市财政等部门按照维持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义务教育费用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根据经济发展和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第八条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保障金为：
　　(一)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月保障金=(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人数
　　(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年保障金=(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人数
　　第九条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由市、县区财政按比例负担，具体比例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市财政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三章保障待遇申请、审批和发放
　　第十条　城乡居民家庭要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应当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家庭成员所在单位出具的收入情况证明。符合就业条件未就业的人员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应当先到有关部门进行求职登记，并由有关部门提供求职登记证明。
　　第十一条村(居)民委员会在接到要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后，可以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村(居)民委员会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收入调查核实后，对符合条件的，应当报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复核。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经过复核，对符合条件的，报县区民政部门审批。
　　县区民政部门通过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发给最低生活保障证，并报市民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经过审核不符合条件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区民政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分别对申请和被批准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张榜公布，时间不得少于3天。
　　第十四条管理审批机关自接到申请人申请之日起30日内办结审批手续。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自批准之日的下月起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自批准之日的下一季度起发放。
　　第十五条最低生活保障金由县区民政部门委托银行发放，也可以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发放。
　　第十六条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家庭收入情况按季度进行核查，其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按规定程序及时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手续。
　　第十七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户籍迁移变更的，迁出地县区民政部门应出具证明及有关材料，由迁入地县区民政部门按照当地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八条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正当理由拒绝劳动就业的，由民政部门取消其本人享受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居民，应当优先安排其就业，扶持其开展生产经营，并在教育、医疗、住房、用水、用电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减免有关费用。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应当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民政部门应当于每年年底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计划，经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财政预算；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核准的支出预算按时拨付，保证使用。
　　第二十一条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由财政、审计、监察部门依法进行监督和审计。
　　民政部门应当按规定向财政部门报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使用情况，并编制年终决算，送财政部门审核。
　　第二十二条对不符合法定条件而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任何人有权向管理审批机关提出意见；管理审批机关经核查属实的，应当予以纠正。
　　第二十三条城乡居民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应当自觉履行相关义务。
　　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低保对象的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动态管理、档案管理、信息管理等项规章制度。
　　第二十四条从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拒不签署同意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
　　(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由县区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并追回其冒领的保障金；城市居民骗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且情节恶劣的，依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城乡困难群众对县区民政部门作出的不予批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各县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刑法的域外效力辨析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发表时间：199804

从公法和私法划分的角度来说，无论依据何种标准，刑法都属于公法的范畴。（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1984年版，第80页。）而公法就其空间效力而言具有严格的属地性，这一直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然而，近年来，经常会听到有关公法域外效力的议论，有学者甚至撰文探讨刑事法律冲突问题。（注：例如，《法制与社会发展》
1995年第2期发表的《刑事法律冲突一般理论初探》。）这说明，对刑法的域外效力及有关问题，极有必要重新加以审视，这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一
什么是法律的域外效力？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
按照国际私法学的观念，法律的域外效力是产生法律冲突的前提，因而也是全部国际私法问题的关键。 难怪18 世纪末叶的学者高西（Cocceius
）曾把国际私法称为“法律的域外效力论”（Extraterritorial Effect of
Law）。针对法律的域外效力的含义，有学者曾说：“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的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本国人，而且也适用于在本国境外的本国人和在本国境内发生的、然后转移到本国境外的法律关系”（注：姚壮、任继圣著《国际私法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并指出：“国际私法中所讲的法律冲突，也正是在这些法律的域外效力得到别国承认的前提下发生的。”（注：姚壮、任继圣著《国际私法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这是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法律域外效力含义的唯一解释，恐怕也表达了一般人的看法。我们不妨以此为基础，作一些分析。


首先，从语义上讲，所谓“域外效力”，是指在本法域以外产生作用。一项法律具有域外效力，即意味着它可以超越该法律制定者的管辖范围（jurisdiction）而对有关的法律关系发生影响，简言之，就是可以在本法域以外调整有关的法律关系。


其次，从实质上讲，所谓“域外效力”，应是指在本法域以外被适用。一项法律具有域外效力，即意味着它可以被该法律制定者管辖范围以外的司法机构用于处理有关的法律关系，简言之，就是可以被外法域的司法机构适用于有关的法律关系。


最后，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才可以说，承认外国法律的域外效力是在内国产生法律冲突的前提。因为，只有当一项法律可以在本法域以外调整有关的法律关系的时候，或者，质言之，只有当一项法律可以被外法域的司法机构所适用，以调整有关的法律关系的时候，才会出现对该有关法律关系，到底是适用该项法律，还是适用法院地法的法律选择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法律冲突问题的核心。这从结果方面逆向证明了我们的上述分析是正确的。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法律可以在其制定者管辖范围以外被当地司法机构适用的状态。而所谓承认法律的域外效力，则是指一国通过立法或司法的方式接受或认可他国法在内国适用的情形。前引定义的明显缺陷，是没有说明一国法律是由外国司法机构适用于有关法律关系，才可谓“域外效力”这种情况。


在刑法领域，并非经常见到“刑法的域外效力”的提法，这个问题往往是被放在刑法的空间效力里面加以讨论，而刑法的空间效力包括刑法对地域的效力和对人的效力两个方面。论者在述及刑法的域外效力问题时，常常以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为例（注：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仍以1979年《刑法》条文为依据。参见注③引文，第54页。），具体涉及这样两条：其一，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有关罪，而按中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适用中国刑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第5条）。其二，
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外对中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中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中国刑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第6
条）。类似的规定，在各国刑法中都不难找到，论者以此为据而称刑法也具有“域外效力”。笔者以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从立法者本意来说，这种规定旨在惩治在外国的本国犯罪者和保护本国国家和公民的权益，是以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为根据的。它只是为本国司法机关对有关涉外刑事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提供依据，并指明本国司法机关在对涉外案件进行审理时应适用本国刑法，而无意于使本国刑法在外国被适用，或者使外国法院在审理有关案件时适用内国刑法。这显然与前述法律的域外效力的含义大异其趣。


其次，事实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尽管是涉外刑事案件——时适用外国的刑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不同。在民事审判中，按照国际私法中冲突规范的规定，本国法院可以适用外国民事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案件审理；而在刑事审判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会以外国刑法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根据。”（注：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第三，有学者以前引我国1979年《刑法》中“但书”的规定，来说明“我国刑法也是附一定条件地承认外域刑法的效力的。”（注：见注③引文，第54页。）对此，笔者是有疑虑的。我国《刑法》的上述两条，目的在于阐明我国法院在审理与我国有关的涉外刑事案件时可以适用中国法，至于“但书”里的规定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对于犯罪地所在国属地管辖权的尊重，另一方面说明了适用我国刑法的条件。它不能被理解为我国法院在审理涉外刑事案件时要适用犯罪地所属国的刑法来定罪量刑。既然如此，便不能认为我国刑法附条件地承认了外域刑法的效力（域外效力）。如果这样来理解法律的域外效力，那就意味着除非公开声明否定某国某项法律的效力，否则，任何法律都当然具有域外效力。因为按照这种理解，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正是指法律的属地效力，而属地效力是一切法律都当然具有的，属地原则更是确定刑法的空间效力的基础，其他如属人原则、保护原则不过是补充。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修订的我国《刑法》第7条关于属人管辖原则的规定，去除了原《刑法》第5条中“但书”的内容，
从而使我国刑法直接适用于我国公民在我国境外的一切犯罪行为，而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因而在这一点上便无所谓“承认外域刑法的效力”可言了。
此外，我国1979年《刑法》第7条的规定，
也被论者视为“从侧面说明我国刑法也是有限地承认外域刑法及外域法院的刑事裁判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影响力实质上就是效力）”。（注：见注③引文，第54页。）对此，笔者仍不敢苟同。首先，该条前段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处理”。这种规定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我国在法律上不承认外国法院的既判力。外国的刑事管辖权同我国的刑事管辖权往往是矛盾的，甚至是不相容的，不能以外国刑事管辖权，取代我国刑事管辖权。刑事管辖只适用本国法，外国判决在我国看来只是一种“事实状态”，而不具合法的效力。其次，该条后段规定：“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种规定表明，我国在对罪犯进行处罚的时候，是考虑到了罪犯已在国外受过刑罚处罚这个事实的。这种考虑，符合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符合我国刑罚教育、改造、挽救罪犯的宗旨，而不能被理解为是对外域刑法的效力和外域法院的既判力在法律上的承认。（注：参见注⑦引书，
第294～295页。）

通过以上对法律的域外效力的含义和我国刑法有关规定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刑法，至少在现阶段，是没有域外效力的；刑法的空间效力中关于属人原则和保护原则的内容，与其称为“刑法的域外效力”，毋宁称为“刑法的涉外效力”，因为它们所解决的问题是刑法对涉外刑事案件的适用问题，而不是刑法在本法域外适用的问题。“刑法的涉外效力”，这种提法可谓既恰当准确，又避免了概念混淆。

二

既然刑法无域外效力，那么，刑事法律冲突便无从谈起。因为，按照国际私法（冲突法）学的观念，所谓法律冲突，是指对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因所涉各国立法不同且都可能对它进行管辖而产生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法律冲突的出现，除了应具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涉外因素，各国（民事）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存在歧异等条件外，还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就是（民事）法律具有域外效力，并且各国承认外国（民事）法律的域外效力。这种对法律冲突及其存在条件的理解，也为主张刑事法律冲突的论者所接受。（注：见注③引文，第52—53页。）然而，无须说，在无域外效力，亦无所谓承认域外效力的情况下，刑事法律冲突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妨指出，有学者在探讨刑事法律冲突问题时，无论是论及法律冲突的概念、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还是论及刑事法律冲突客观存在的理由，都常常提到各个独立互异的法域“竞相要求适用本法域的法律”的情况。（注：见注③引文，第52—53页。）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因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是以各个独立互异的法域承认他法域法律的域外效力为前提，如果各法域竞相要求适用本法域的法律，那实际上意味着把他法域的法律排除在外，依据属地原则，各法域都只会在本法域内适用自己的法律，而根本不会考虑他法域的法律的域外效力。这样，几个相关法域的法律，根本没有对同一法律关系同时进行管辖，而由受案法院或当事人作出选择的可能性。所以，在各法域竞相要求适用本法域法律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法律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