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复议工作规则》的通知

沪工商法〔2000〕53号


各分局、市局机关各处室、协（学）会、直属单位：
《行政复议法》已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起施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与调研，市局制订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复议工作规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ＯＯＯ年一月二十五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复议工作规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了依法开展行政复议工作，确保行政复议的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做到有错必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行政复议机关与机构）
依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复议职责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局）及其区、县分局是行政复议机关（以下简称复议机关）。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法制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履行法定职责。
第三条（书面申请）
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其复议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公民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职业、住址；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住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地址；
（三）具体的复议请求；
（四）申请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
复议申请书应有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传真和电子邮件不作为书面申请。
第四条（口头申请）
口头申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应到复议机关当场提出，并出具表明主体身份的合法证件；复议机关应当复印申请人提供的合法证件，并由申请人签字确认。
法制机构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并接收申请人提供的有关材料。
口头申请记录经申请人确认后，由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第五条（复议申请的登记）
复议机关应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当日，将申请材料转送法制机构。
法制机构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及时登记，填写《行政复议申请审查表》，编写案号。
第六条（复议申请的审查）
法制机构复议承办人应在二日内依法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审查内容包括：是否有明确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是否属于申请复议的范围；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人资格条件；是否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的；是否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事实根据；是否属于本行政机关管辖。
法制机构负责人应及时对承办人的审查意见进行审批。
第七条（复议申请的处理）
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在五日内依法审查，并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申请符合行政复议法及本规则规定的，予以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二）申请人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资格条件的，或者未有明确的被申请人，或者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或者超过法定申请期限提出的，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三）复议申请书未载明本规则第三条规定内容之一的，发还申请人补正，并给予申请人十日以内的补正期限；
（四）申请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但是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注明收到申请日期后发还申请材料，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
除前款（二）、（三）、（四）项规定外，行政复议申请自复议机关法制机构收到之日起即为受理。
各分局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处理后，应在五日内向市局法制机构备案。
第八条（责令受理和直接受理）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规定，市局责令分局受理或决定直接受理的，应书面通知申请人、被申请人。
第九条（行政复议申请书发送）
复议机关的法制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七日内，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请人。
第十条（被申请人提交材料义务）
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十日内，由法制机构负责组织，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承办，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书面答复包括下列内容：
（一）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理由；
（二）法律依据；
（三）针对复议申请的答辩；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提交的材料应当符合《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审批文件、举报人的姓名等材料的，应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分别正副卷装订成册。
第十一条（关于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停止执行）
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停止执行决定的，应书面通知被申请人、执行部门或申请人。
第十二条（复议审理）
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法制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复议承办人实施调查，不得少于二人。
审理终结，复议承办人写出复议审结报告并草拟行政复议决定书，经法制机构负责人审核后，报分管局长审批。
复议案件复杂的，法制机构在报分管局长审批前，应征求有关业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三条（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审理）
申请人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下列规定提出审查申请的，复议机关在三十日内作出处理：
（一）本机关制定的规定；
（二）下级机关制定的规定；
复议机关对前款所列规定的处理，应当由法制机构组织本机关或下级机关有关业务机构提出处理意见，经本机关负责人同意，作出下列处理结论，并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
（一）认为规定合法的，决定予以维持；
（二）认为规定不合法的，根据情况，予以撤销或者废止。
对申请人提出的审查申请不属于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应当在七日内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法在六十日内作出处理。
第十四条（申请人、第三人查阅资料）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除《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第二款以及本规则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外，行政复议机关不得拒绝。
申请人、第三人查阅资料时，应当在《行政复议相关材料查阅登记表》中填写查阅的材料名称、查阅时间，并签名。
第十五条（复议申请的撤回）
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可以采取书面或口头方式说明理由；口头说明的，复议承办人应当作记录，并由申请人签字确认。
复议机关应当填写《行政复议申请撤回备案表》，并向申请人发出《终止行政复议通知书》，终止复议。
第十六条（审理期限规定）
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应当遵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期限。
复议承办人应在行政复议期满二十五日前完成审理，写出行政复议审结报告，并草拟行政复议决定。依照第十二条规定有关业务部门会签的，会签部门应在五日内提出会签意见后，退回法制机构；法制机构负责人应在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核意见，报复议机关分管局长。重大复议案应同时报复议机关主要负责人；复议机关负责人应在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第十七条（复议期限的延长）
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六十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复议承办人应于复议期满十日前提出书面请示，经复议机关分管局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
第十八条（行政复议决定）
复议机关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行政复议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中的“变更”：
（一）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的；
（二）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依据的；
（三）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的。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议机关可以决定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一）被申请人违法实施的事实行为；
（二）被申请人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责令受理没有实际意义的；
（三）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但是予以撤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具体行政行为适用依据错误：
（一）适用已经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的；
（二）适用规范性文件或条款错误的；
（三）未写明适用的规范性文件的名称或具体条款的；
（四）其他适用依据错误的情形。
第十九条（行政复议决定书）
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印章，按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规定送达。
行政复议决定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基本情况；
（二）申请行政复议的请求和理由；
（三）被申请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
（四）复议机关认定的事实；
（五）行政复议结论和适用的依据及理由；
（六）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
（七）复议机关名称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日期。
第二十条（行政复议决定履行）
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
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复议机关应当向被申请人发出《责令履行行政复议决定通知书》，责令其限期履行。
第二十一条（复议中止）
在复议过程中，除《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以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议机关也应当中止行政复议：
（一）已提出复议申请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尚未明确的；
（二）已提出复议申请的公民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与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尚未明确的。
第二十二条（复议终止）
在复议过程中，除《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议机关也应当终止行政复议：
（一）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二）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法院已先于其受理对不服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的；
（三）已提出复议申请的公民死亡，又无近亲属继承其权利与义务的；
（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破产或宣告消亡的。
第二十三条（解释权）
本规则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聂立泽 中山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苑民丽 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 副教授


关键词: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证明标准/法律真实/客观真实/层次性
内容提要: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定罪与量刑均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证明标准是一个关键之点并发挥着桥梁作用。就动态的定罪量刑过程来看，从立案、起诉到审判的过程展现了证明标准逐步清晰与升高的纵向层次性，从轻罪、重罪到死罪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又显示出证明标准的逐步严格与审慎的横向层次性。认识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证明标准的动态辩证统一关系，对指导司法机关正确地把握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进而科学地定罪量刑是大有裨益的。


　 一、刑事证明标准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界定

　 （一）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应当具有三层含义：一是从犯罪学视野（存在论）来看，任何犯罪都是在主观心理支配下造成危害社会的行为或者结果；二是从刑法规范角度（价值论）来看，构成犯罪必须是一系列主观与客观要件有机结合的总和；三是从司法实践中（认识论）来看，任何案件的事实都必须与司法人员的认识与评价相统一。我国学者曾指出，“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是贯穿刑法始终的三个基本问题，刑法制定和适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通过正确解决这三者的关系来禁止、惩罚和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法益。因此，刑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具有协调罪、责、刑关系的功能，才能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意义，才能担负起基本原则的使命。”[1]毫无疑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满足和体现了这一刑法的基本精神和使命：其一，从定罪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故意、过失、目的、动机等）与犯罪客观要件（行为、结果、特定的犯罪前提等）的有机统一。其二，从量刑上讲，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已然之罪上，犯罪是客观危害行为与主观恶性相统一，这也是量刑的前提和主要根据。另一方面，在未然之罪上，行为人的再犯可能即人身危险性（主观的）与前罪、罪中及罪后的各种个人表现（客观的）相统一，这也是量刑必须予以考虑的根据之一。因此，可以说犯罪实质上是一种犯罪人客观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统一，所以也需要我们辩证统一的审视和对待。[2]其三，从行刑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刑法视野内的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减轻及消失与征表人身危险性变化的犯罪的一切行为事实的统一。[3]

　 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作用范围来看，学界目前仍然莫衷一是。但是把它视为定罪原则论则没有争议，不过就定罪原则论而言，又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前者是指其作用范围仅在于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而后者则是指包括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相统一和认定犯罪的司法人员的认识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统一两个方面。我们认为，狭义说失之片面，广义说是可取的，并进而主张主客体相统一原则还应当是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对于刑事证明标准，有学者指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而“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4]也有观点认为“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利用证据对争议事实或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5]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适用中的具体表达和规定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以上种表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根本意义和最终目的肯定是为了为犯罪定性即定罪。[6]而定罪，依据前苏联的观点，特拉伊宁就认为“定罪就是确定被审理的作为（不作为）同法律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相符合。”[7]在我国，定罪一般也有两种含义：广义的定罪，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犯罪的活动；[8]狭义的定罪，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依照刑事法律确定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犯了何种罪。[9]可以看出，这两种定义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对定罪主体的认定上，前者涵摄了整个“司法机关”，在我国即公检法三大家，而后者则明确限定了“人民法院”，把定罪权限缩为司法审判权。

　 我们认为，广义的定罪是比较科学合理和契合我国司法实情的。从立法上来讲，为了保障司法活动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及其尊严，将定罪权限定配置在人民法院是严谨和规范的，也有利于避免权力释放中间环节过多而可能导致司法适用混乱、擅断乃至腐败。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层面上来讲，在刑事领域案件程序的实际操作中，公检法三机关都不同程度实施和履行了一定的定罪权。从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到有罪判决，不同于民商事裁判的主要特点就是多个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公安和检察机关本质上同法院一起承担和分享了对案件事实的实体证明和程序保障，现实中三机关中的任何一家都有权也完全有能力掐断一个案件或者决定其后续司法适用走向。鉴于这种司法事实，我们认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所分别享有和具体实施的立案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和刑事审判权，实际上都是定罪权并属于定罪权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因为一项制度或者事实可能容易产生个别不利因素，便因噎废食而不予承认。[10]

　 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刑事证明标准关系之界定

　 确定了刑事证明标准在定罪中的适用范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定罪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11]我们进一步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仅是理念性的定罪的基本原则，更是定罪在刑事司法适用中实际衡量尺度和载体实现的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纵观人类刑法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刑事证明标准的指导原则和理念也分别有所侧重和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只注重于犯罪的外部行为及其实害的客观主义原则；其二，只注重于犯罪人和人身危险性的主观主义原则；其三，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揉为一体的折中主义原则；其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引导下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可否认，前三种原则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但是，其不足也正如有学者所言，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说“没有考虑实施犯罪的个人的情况，也没有考虑犯罪中的特殊情节，这必然导致刑法适用中的不公平的现象。”[12]近代实证学派的主观主义说则会使犯罪概念变得相对模糊，“有侵害行为人的自由之危险，即使采用征表主义，也难以克服主观主义的这一弊端。”[13]而对于折中主义来说，其一，从反面的角度来讲，折中主义实质上“仍然不外乎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论的一种表现。”[14]我们认为，“折中”与“统一”在概念范畴的内涵上并不相同，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为的相对僵硬和被动的截取、拼接和并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并合主义虽然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并非有机统一，而是一种折中。”[15]其二，从比较的角度来讲，折中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消极的妥协和退让，是一种迁就和捏合式的“统一”，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实实在在提出和倡导了一种真正的和主动动态的“统一”，强调在客观现实中积极地发挥人即法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发展和创新，实现了统一的有机和联系。其三，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主客观相统一说是完全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相统一，也是我国刑法基本价值和规范的追求和体现，可控可行，科学合理。因此，我们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三、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中的纵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纵向层次性，是指在刑事诉讼流程中证明标准在整体上的趋严性与递进性。刑事诉讼阶段，“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按顺序进行的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各个部分。”[16]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即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四阶段，其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上分别以第86、第129、第141和第162条来规制，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的这一立法层面上的证明标准，看似简洁明确，但实际上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由于刑事诉讼阶段的存在，在不同阶段，司法主体所查明认定的主观性的“法律事实”和犯罪人员所实际实施的客观性的“犯罪事实”的匹配程度的强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证据学上讲，即定罪时证据在立法应然和司法实然的符合程度不一，而现行立法上的刑事证明标准，以一挡四，未能充分体现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实然层次。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现状

　 从立法层面上来看，刑事证明标准规定如下：（1）我国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即只要侦查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刑事追究即可。因此，立案阶段具有一定的主观倾向属性，证据程度精确性要求相对较弱，证据标准较低。（2）在移送审查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与立案阶段对比，可以看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立法应然层面明确提出，而且法条文本中的“应当”，也是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据标准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送审查阶段证据标准具有高度倾向的客观属性。（3）提起公诉阶段，刑诉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7]在司法案件适用程序的第三步，刑事证明标准的钟摆又再次摇向了相对的主观主义，“人民检察院认为”的条件设定和表达其实是体现出了一种主观推定和判断，“应当”被“认为”所替代，公诉比审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在法律表示上又有所降低。（4）在审判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条里并没有写是“应当”还是“认为”，但是，作为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终结阶段，[18]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客观标准”，[19]因此我们可以说，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比提起公诉的标准更加严格。同时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此处规定的是“案件事实”，而公诉阶段使用的是“犯罪事实”，这两个范畴和标准也并不完全相同，从刑事法的角度来讲，犯罪事实即是指犯罪嫌疑人法益侵害行为成立和符合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案件事实则是指被告人包括犯罪事实在内的与起诉案件相关的综合事实。无疑，这是对司法审判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在质和量上的进一步提高，而且实质上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保障人权方面的程序和实体价值统一的体现和必然要求。

　 （二）司法适用中的问题和悖难

　 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对在不同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规定确实体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和合理性的，但是，我国现行刑诉法设置的这一层次并没有与学理逻辑和司法实践做到了完全符合和统一，当前的问题就是：第一，从立法语言的角度来看，我国有法可依的刑事证明标准实际上就仅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12个字，刑事诉讼法立法规定过于笼统而不够精确清晰。第二，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学界及我们在前文中对于从立案到审判的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分析，实际上都是属于一种学理解释，即无权解释，呼吁和亟待立法或司法的有权解释对证明标准适用的规范明确和指导完善。第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对应于我国司法程序中的立案—移送审查—提起公诉—有罪判决四个阶段，当前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是一个低—高—较低—最高的走向和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当前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忽高忽低，逻辑不一，并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连贯递进的统一评价标准和顺序，层次混乱。

　 我们认为，当前立案和审判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出在“低”和“最高”中间的这个“高”和“较低”上，我们倡导一种自始至终由低到高的统一的递进式的逻辑层次。这里存在两个隐藏的逻辑陷阱和悖难：（1）在移送审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过高。“应当”“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主义标准，实质上隐藏的逻辑前提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明中肯定绝对不会犯错，这显然不甚科学，有待完善立法规定。（2）在提起公诉阶段对检察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形同虚设。刑诉法第129条所规定的“应当”显然应当是包含了应然和实然的双重含义，因为刑诉是指导实践的程序法，如果其没有在现实中的实然的效果，那就是对法条的不尊重。那么在此情况下，作为移送审查司法后继程序的提起公诉，就面临着一个逻辑悖难，即公安机关在“应当”之下的刑事证明标准规制下，已经几乎将这一案件侦查和确认办成了客观性的“铁案”，那么，检察机关又应当在其中充当如何角色呢？刑诉法第141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主观性的“认为”，我们知道，主观来源于客观，物质决定意识，刑诉法中第141条跟随衔接第129条的隐含的逻辑前提和陷阱就是，检察机关必然要认同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申言之，如果依据现行法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则检察机关应当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凡移送必起诉”，这显然也是与司法事实和适用现实不符合的，其出路仍在于完善立法。

　 （三）司法实践中不同诉讼阶段对证明标准的适用情况

　 不管立法规定与表述如何，司法机关在证明标准适用过程中，还是遵循渐进性的认识规律，体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如据资料显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2008年，共受理了公安机关批捕案件3064件432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120件13987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2920件4091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9701件13276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3514件5022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1065件14536人），提起公诉案件3124件439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097件13552人），批捕、公诉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率为100%，起诉后有罪判决率为100%。对以上数据分析可知，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刑事案件起诉率，该院2003-2008年五年平均起诉率为91.25% , 2003-2006年三年平均起诉率为92.35%，而近两年的（2007-2008年）的年均起诉率则为88.90%。众所周知，起诉率的相对降低也就意味着对于公安机关移送案件不起诉率的逐年相对提高，这一数据分别为8.75%、 7.65％和11.10%，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对于证据审查要求的加强和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事实提高，相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检察机关还是起到了应有的对案件过滤和把关更加严格的工作标准和业务要求的作用，体现出了主客观相统一下证明标准衔接性的深化和递进。

　 四、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的横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横向层次性，是指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不同的犯罪乃至同一犯罪在定罪与量刑上的证明标准，事实上存在着的差异性与个别性。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刑诉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只有一条，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刑事案件纷繁复杂，每一例都有其个别性和特殊性，因此，所谓的“确实、充分”只能是总体上的表述和最高目标，如果对所有案件毫无区别地适用最高标准，则必然因其不符合实际而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结合案件的特殊情况，考虑公正与效力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不同类型的案件的采用适度区分的证明标准是务实和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