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晋宁法院实际谈近年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的原因

唐时华

据统计，近年来全国相当部分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以云南晋宁县人民法院为例，该院近五年的收案数量呈连续递减的状况。民事案件的下降，在部分法院内部引起了一定的争论，是利是弊，众说纷纭。为此，笔者就云南省晋宁县法院为调研对象，并对该院民事案件下降的原因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以期能抛砖引玉，帮助广大的研究者得出一个理性的结论，正确看待当前相当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下降的现象。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当前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相关组织和机构对案件的分流。

（一）是随着民间调解组织的逐步建全（例如人民调解委员会），很多矛盾（例如邻里纠纷、赡养等）被解决在源头。

基层一级的调解组织具有布局广泛，遍布到每一个行政村，而基层调解组织在我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为它着重从民俗民情等方面对问题着手解决的特点，以及调解委员会成员通常是纠纷人身边较有声誉和威望的人，其调解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但是由于其更贴近广大公民的日常思维，更为公民从道义（或道德）所接受，所以，调解组织着重从民间民俗、乡规民约的角度处罚进行调解，效果往往比诉讼更好（这一点，与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博士提出的民间法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的良好效果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使相当部分比较轻微的民事纠纷在这一级就被解决。

（二）是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的调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

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安机关对一些治安案件的调解具有方式多样，程序较法院的审判程序更为简便的特点，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作为公安机关，很多第一手的治安案件发生，处理的第一程序就在其职责范围，经过这一程序再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就比较少。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人治环境的影响，“无讼是求”的传统理念深入人心，这些影响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公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等观念的影响，宁愿吃亏而不愿用诉讼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新的婚姻法的出台，从客观上分流了相当部分的民事案件。

新的婚姻法对登记离婚的条件的放宽，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的进步在于充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坚持以人为本。这一规定的出台，使很多人比较忌讳的单位相关证明等条件已经不再成为登记离婚的束缚，而且在对财产、子女作了相应处理的前提下，很多人更愿意选择登记离婚这一既节约经济成本，又更为快捷的方式。而以前离婚案件在基层法院的民事案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晋宁县人民法院2004年度的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类型的案件就高达413件，占民事案件865件的46．83％），这就使相当部分原来可能要到法院解决的案件现在多数在诉讼外就能解决。

二 、当地经济萧条，经济不活跃。

一个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产生的经济纠纷越多。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萧条甚至倒退，经济纠纷自然减少，诉讼到法院的案件自然减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案件比西部欠发达地区多的原因。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问题。以晋宁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为例，1995年至2000年，由于该院辖区内有云南石林轮胎橡胶集团等多个大型国有企业，由于交易的活跃，每年仅仅是因为这几个企业的案件就达百余个，案件涉及的当事人遍及全国各地，案件标的达上千万。如今，这几个企业或停产或亏损，在清查了对外欠债和对外债权的一段时间之后，关于这几个企业的案件廖廖无几。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的多少，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与否的“晴雨表”，一地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民商事案件的增加，否则，法院的相关案件受理必然减少，二者密切相关。

三、案件的执行结案率与当事人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造成一部分当事人不愿到法院诉讼。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法院的“执行难”问题一直是为社会所密切关注的焦点、热点和难点。一些案件当事人虽然胜诉，但是由于案件无法执行结案，相当于法院给当事人打了一个“法律白条”，无法真正兑现其判决的实质内容。这一现象的存在，严重挫伤了当事人诉讼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事人的诉讼积极性，所以在实践中，才出现了当事人当街叫卖判决书的不正常现象，也才出现了专职为他人讨债的“讨债公司”等被新闻媒体戏称为“黑色公正”的现象。如果我们回到资源本身的稀缺化问题的层面上来讲：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通常强调一个司法资源的概念，而当事人到法院诉讼，同样要计算一个经济成本的问题。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当事人基于对国家法律的信仰而到法院进行诉讼，花费了相当数额的诉讼成本和大量的精力，即使赢得了法律的支持，但是这一国家的公力救助却不能变为现实，而仅仅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漫长等待，那麽必然会导致公民对法院公信力的怀疑和对国家法律期待值的下降，这一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公民不愿意再到法院进行诉讼从而导致了法院民商事案件的减少。同时，这一问题也是法院本身值得深思的问题，至少问题本身叩问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法律素养、司法诚信和个人信誉。

四、民间非法纠纷的存在，致使一些公民的利益依法不能得到保护。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广大西部农村，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资金融通困难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一些非法的纠纷就应运而生，同时也就产生了一些非法的纠纷（例如赌债和非法的高利贷），这些纠纷的一旦产生，很多群众仍然抱着“欠债换钱，天经地义”的观点，行为到法院为这类纠纷提起诉讼。显然，这就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院的立案审查过程中就将其排除在法院的审判之外。

五、 个别地区派出法庭的撤并，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一般的经济发达地区，派出法庭的撤并，对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因素却不可忽视。例如一件案件涉及的诉讼金额仅仅为50元人民币，如果派出法庭就在当事人的住所地，其诉讼成本就很低。但是如果派出法庭撤并，派出法庭设置在当事人的住所地以外，那麽当事人要进行诉讼，其诉讼成本就还要加上往返于住所地和法院所在地的车旅费、住宿费等费用（通常的事实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县有近十个乡镇，而派出法庭仅仅只有一到两个）。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可能其付出的费用远远高于其得到的法律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起诉之前可能就会计算一个成本的问题，从而最后决定是否还要通过诉讼手段解决问题。
总之，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数量的下降，并非一因一果而是多因一果。同时，无论作为我们的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在看待这一问题时，也应当有一个理性的思维和态度，从而更好地开展好民事审判工作。




作者单位：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邮编：650600
email－－－tshihua123@163.com







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
市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本市社会力量办学事业的发展，加强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以下统称社会力量）举办面向社会招生、以自筹资金和收取学杂费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以下统称学校和培训机构），均适用本办法。 社会力量举办的普通中小
学教育、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上进行就业前的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和职工教育，按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 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保证教学质量，提高办学效益。 社会力量办学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不得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不得以办学为名，骗取财物、非法牟利。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力量办学纳入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学校在引进资金、教学设备和兴办校内经济实体及纳税等方面，享受同级同类学校的同等待遇。
第五条 市成人教育局是本市社会力量办学的行政主管机关，负责对全市社会力量办学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提供信息和服务，监督实施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区、县成人教育局负责本辖区内社会力量办学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办学条件
第六条 社会力量办学，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单位具有法人资格，公民个人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责任能力。 （二）有与所举办的教育内容相对应的专业优势或者特长。 （三）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相应的教材。 （四
）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 （五）有必要的筹建费用和相应的办学规模、办学人员及设施。其具体标准由市成人教育局制定。 （六）租借的校舍、实验实习场所，有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其中高等教育层次学校租借契约租期不得少于4年，培训机构租借契约租期不得少于
2年。 举办的学校和培训机构申请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证书资格的，除符合上述条件外，还必须符合国家对同级同类学校规定的设置条件。
第七条 学校和培训机构必须配备遵守国家法律、思想品德好、作风正派，具有一定教学经验和组织管理能力，有与办学内容相应的文化程度或者专业技术资格，能坚持正常工作，身体健康，年龄男不超过75岁、女不超过70岁的专职正副校长或者正副主任。高等教育层次学校的正
副校长必须具有5年以上高等学校工作经验。
第八条 举办函授、刊授、广播、电视等教育的学校，开办的专业必须适应其教学方式；有符合培养要求的的教材、自学指导和教学参考资料；有能实施教学的自学、面授、辅导、答疑、作业、复习、考试等主要环节的必需条件；面授及教师指导的学时应当占授课总学时的30％。
第九条 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名称应当体现其性质、类别、规模和层次。

第三章 设立、变更、终止
第十条 申请办学应当向成人教育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法定代表人或者公民个人签署的办申请书。 （二）办学单位的法人资格证明及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办学的证明。 （三）办学公民本人的身份证。 （四）办学方案。 （五）学校章程章或者培训机构章程，实行董事会或者
理事会制度的学校的有关章程和董事会或者理事会成员名单。 （六）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名称及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七）资金证明。 （八）办学场所证明。 （九）其他必要材料。
第十一条 社会力量设立学校或者培训机构，必须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设立高等教育层次学制1年以上（含1年）的学校，向市成人教育局申报，验收合格后，由市成人教育局颁发《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二）设立高等教育层次学制1年以下以及中等教育层次以下
的（含中等）学校和培训机构，向办学单位或者公民个人户口所在地的区、县成人教育局申报，验收合格后，由区、县成人教育局颁发《北京市社会力量办许可证》。 （三）设立具有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证书资格的学校，按国家有关规定经批准后，由市成人教育局颁发《北京市社会力量办
学许可证》。 设立文艺、饮食、卫生、体育等专业性教育培训内容的学校或者培训机构，必须先经有关行业管理机关审核同意，并验收合格后，由市成人教育局颁发《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第十二条 申请办学必须取得《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后，方可到有关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帐户。
第十三条 学校或者培训机构变更名称、校址、性质、类别、层次，更换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改变隶属关系，应向原批准机关提出申请，并报送有关材料，经批准后方可变更。
第十四条 学校和培训机构解散或者停办必须妥善安置在校学生，在成人教育局和有关部门的监督下依法进行财务清理，办理注销手续，交回办学许可证和学校印章。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学校和培训机构应按规定向成人教育局送交财务、统计报表，接受成人教育局和有关部门的审计和年检。 市和区、县成人教育局设立社会力量办学的评估机构，定期对学校和培训机构进行评估，确定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办学水平和等级。
第十六条 学校或者培训机构在外省市招生、设立分支教学机构或者与外省市教学机构联合办学，必须经市成人教育局同意，报办学所在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本市行政区域外的单位或者公民个人与本市社会力量联合办学或者在本市招生设立分支机构，必须持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证明，报市或者区、县成人教育局审批。
第十八条 学校或者培训机构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境外机构联合办学；接受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的捐赠或者资助；聘请港、澳、台或者外国专家、学者来校授课；接收港、澳、台和外国学生来校学习。
第十九条 学校或者培训机构和广告经营单位刊登、播放、张贴、散发招生广告，其内容必须真实，并经市或者区、县成人教育局审批。
第二十条 学校和培训机构经费以自筹为主，可以向学员收取合理的学杂费，所收学杂费应当主要用于办学活动。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全部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在学校和培训机构存续期间，归学校和培训机构所有。
第二十一条 学校在学生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按国家有关规定，颁发本校的毕业证书或者结业证书。
第二十二条 学校和培训机构可以兴办校办产业或者开展有偿服务。其经营收益应当用于补充办学经费或者改善办学条件。
第二十三条 学校和培训机构应定期向成人教育局缴纳社会力量办学发展督导费；以残疾人为培训对象的学校和培训机构，经批准可酌情减免。 市和区、县成人教育局收取的社会力量办学发展督导费，应当用于发展社会力量办学事业，对学校和培训机构进行评估，开展督导检查，提
供信息咨询服务。具体收费标准由市物价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四条 市和区、县成人教育局对社会力量办学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和区、县成人教育局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退还学费、没收非法所得、处以非法所得1至5倍的罚款，直至责令停办整顿、吊销许可证或者予以取缔。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下50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下5000元以下罚款、直至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许可证
。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督导费总额的5‰追缴滞纳金；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办整顿、吊销许可证。 违反本办法规定，属工商行政管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处罚；属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市成人教育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1994年10月15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1990年8月10日发布的《北京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94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