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白俄罗斯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领事条约


目录
第一章 定义
第二章 一般领事关系
第三章 领事职务
第四章 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五章 一般条款
第六章 最后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
本着发展两国领事关系的愿望，有助于保护两国国家和两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巩固两国的友好合作，
决定缔结本领事条约，并为此目的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定义
第一条 定义
就本条约而言，下列用语具有以下意义：
（一）“领馆”指任何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代理处；
（二）“领区”指为领馆执行领事职务而设定的区域；
（三）“领馆馆长”指奉派任此职位的人员；
（四）“领事官员”指受委派担任此职执行领事职务的任何人员，包括领馆馆长在内；
（五）“领馆工作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行政或技术工作的任何人员；
（六）“服务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服务工作的任何人员；
（七）“领馆成员”指领事官员、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
（八）“私人服务人员”指受雇用专为领馆成员私人服务的任何人员；
（九）“家庭成员”指与领馆成员居住在一起并靠其扶养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十）“领馆馆舍”指专供领馆使用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附属的土地，不论其所有权属谁；
（十一）“领馆档案”指领馆的一切文书、文件、函电、簿籍、胶片、录音带、登记册及明密电码，记录卡片以及用于保护或保管它们的任何器具；
（十二）“派遣国国民”指具有派遣国国籍的任何自然人，适用时，也指派遣国法人；
（十三）“派遣国船舶”指按照派遣国法律有权悬挂派遣国国旗的任何船舶，不包括军用船舶；
（十四）“派遣国航空器”指在派遣国登记并标有其登记标志的任何航空器，不包括军用航空器。
第二章 一般领事关系
第二条 领馆的设立
一、在接受国开设领馆须经该国同意。
二、领馆的所在地、等级和领区的确定，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变动，须经派遣国和接受国双方同意。
第三条 领馆馆长的任命和承认
一、派遣国任命领馆馆长须事先征得接受国同意。接受国如果不同意，无须说明其决定的理由。
二、派遣国应通过外交途径向接受国递交领馆馆长的领事任命书。领事任命书应载明领馆馆长的姓名、职衔、领馆所在地、等级和领区。
三、在接到领事任命书后，接受国应尽快发给领馆馆长领事证书。
四、领馆馆长在接受国发给领事证书后，即可执行职务。
五、接受国在颁发领事证书前，可准许领馆馆长临时执行职务。
六、接受国在发给领馆馆长领事证书或准许其临时执行职务后，应立即通知领区内主管当局，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领馆馆长能执行职务，并享受本条约规定的一切便利、特权、豁免和权利。
第四条 暂时代理领馆馆长职务
一、领馆馆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或其职位空缺时，派遣国可指派该领馆或驻接受国的其他领馆的一位领事官员或驻接受国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担任代理领馆馆长。派遣国应事先将代理领馆馆长的姓名和职衔通知接受国。
二、代理领馆馆长享有本条约规定的领馆馆长应享有的便利、特权、豁免和权利。
三、被指派为暂时代理领馆馆长的派遣国驻接受国使馆的外交官员继续享有根据其外交身份应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
第五条 向接受国通知委派、到达和离境
一、派遣国应事先将下列事项书面通知接受国；
（一）领馆成员的姓名、国籍、职衔和他们到达、最后离境或职务终止的日期，以及他们在领馆任职期间身份上的任何变更；
（二）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的姓名、国籍和他们的到达或最后离境的日期，以及他们在身份上的变更。
二、接受国主管当局应根据本国规定的程序免费发给领馆成员及其家庭成员身份证件，但身为接受国国民或在接受国永久居留的人除外。
第六条 领事官员的国籍
领事官员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在接受国永久居留的人。
第七条 认为不受欢迎的人或不能接受
接受国得随时通知派遣国，宣告某一领馆成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或不能接受，并无须说明其决定的理由。遇此情况，派遣国应召回该领馆成员或终止其在领馆的工作。如果派遣国不在合理的期间内履行此项义务，接受国得不再承认该员为领馆成员。
第三章 领事职务
第八条 一般条款
领事官员有权：
（一）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并向其提供帮助和协助；
（二）增进派遣国与接受国间的贸易、经济、法律、旅游、生态、科技、新闻、文化、体育和教育关系的发展，并在其他方面增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三）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贸易、经济、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和其他方面的状况及发展情形，并向派遣国政府报告；
（四）执行派遣国责成领馆办理而不为接受国法律规章所禁止或不为接受国所反对的其他职务。
第九条 关于国籍和民事地位的职务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登记派遣国国民；
（二）接受有关国籍问题的申请；
（三）登记派遣国国民的出生和死亡并出具相应的证书；
（四）办理派遣国国民之间的结婚手续并出具相应的证书；
（五）根据派遣国法律办理派遣国国民之间的离婚手续并出具相应的证书。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免除当事人遵守接受国法律规章的义务。
第十条 关于护照和签证的职务
领事官员有权：
（一）颁发、换发、注销派遣国国民的护照，延长护照的有效期，在护照上进行必要的加注以及向派遣国国民颁发其他代替护照的证件；
（二）颁发、延长、吊销和加签入境签证、过境签证和其他签证。
第十一条 公证和认证
一、按照派遣国的法律规章领事官员有权：
（一）应任何国籍的个人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使用的文件；
（二）应派遣国国民的要求，为其出具在接受国境内或境外使用的文件；
（三）把文件译成派遣国或接受国的官方文字，并证明译本与原本相符；
（四）起草、证明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遗嘱；
（五）起草和证明派遣国国民之间的文书和契约，但这些文书和契约不得违反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并不得涉及不动产权利的确定或转让；起草和证明一方为派遣国国民，另一方为其他国家国民之间的文书和契约，但是，这些文书和契约仅限于涉及在派遣国的财产或权利和必须在该国审理的案件，并且这些文书和契约不得违反接受国的法律规章；
（六）证明派遣国国民在各种文件上的签字；
（七）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财产和文件，但以不违反接受国的法律规章为限；
（八）认证派遣国或接受国主管当局所颁发的文件。
二、领事官员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起草、出具、证明或翻译的文件，只要符合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在接受国应被视为与接受国的主管当局和机构起草、出具、证明或翻译的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意义和证明效力。
如接受国法律规章需要，这些文件应予认证。
第十二条 关于拘留、逮捕的通知和探视
一、遇有派遣国国民在领区内被拘留、被逮捕或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在发生上述情况后四天内通知领馆。
二、领事官员有权探视被拘留、被逮捕、被监禁或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同其联系和会见，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接受国主管当局对领事官员探视该国民的请求应在通知后三日内作出安排，以后在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三、接受国主管当局应立即将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告知被拘留、被逮捕或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
四、本条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应依接受国法律规章行使之。但接受国法律规章的适用不应限制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实施。
第十三条 帮助派遣国国民
领事官员有权：
（一）同派遣国国民会见和联系，并给予他们各种协助，包括采取措施给予法律帮助。接受国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派遣国国民同领馆联系和进入领馆。
（二）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协助查寻永久居留或临时居留在接受国境内的派遣国国民的下落。
（三）在与接受国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接受和临时保管任何派遣国国民的现金和贵重物品。
（四）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尽快提供任何造成涉及派遣国国民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的事故以及不幸事件的情况。
（五）遇有派遣国国民不在接受国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及时保护自己在接受国内的权益时，领事官员无须受专门委托即可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机构面前代表该国民或为其安排适当代表，直至该国民指定了自己的代表或本人能自行保护其权益时为止。
第十四条 监护和托管
一、接受国主管当局如获悉在接受国境内永久居留的派遣国国民需要监护人或托管人时，应通知有关的领事官员。
二、领事官员有权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保护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派遣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必要时，可为他们推荐或指定监护人或托管人。
第十五条 死亡通知
遇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内死亡，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快通知领馆，并应领馆请求提供死亡证书或其他证明死亡的文件。
第十六条 保护遗产的措施
一、如死亡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留有遗产，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速通知领馆有关死者的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有无遗嘱的情况。
二、当接受国主管当局清点和封存本条第一款所述遗产时，领事官员可请求准其在场。
三、如派遣国某一国民有权继承或受领一位任何国籍的死者在接受国的遗产，且该国民不在接受国境内，接受国主管当局如获悉该国民是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应通知领馆。
四、派遣国国民不在接受国时，领事官员有权代表他从法院、其他当局或个人领取因某人死亡而应付给该国民的现款或其他财产，包括遗产、应付给的赔偿金和保险赔款，并将这些现款和财产转交给该国民。
五、遇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临时逗留期间死亡，如死者在接受国无亲属或代表，且其遗留物品未涉及其在接受国逗留期间所承担的义务，领事官员有权领取、保管和转交这些遗留物品。
六、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第三、四、五款所规定的职务时，必须遵守接受国的法律规章。
第十七条 帮助派遣国航空器
一、领事官员有权在领区内对在接受国机场停留或在空中飞行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行使派遣国法律规章所规定的监督权和检查权。
二、领事官员有权在领区内对在接受国机场停留或在空中飞行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提供帮助，并有权：
（一）同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机组人员进行联系；
（二）在不妨害接受国主管当局权力的情况下，调查派遣国航空器在飞行期间或在机场停留期间发生的事件，询问机长或机组人员，检查航空器证书，听取机长关于航空器及其飞行和目的地的报告，并为航空器的飞行、降落和在机场停留提供必要的帮助；
（三）在不妨害接受国主管当局权力的情况下，按照派遣国的法律规章，解决机长和机组人员之间发生的各种争端；
（四）必要时，为机长或机组人员安排就医或返回本国；
（五）接受、出具或证明派遣国法律规章就航空器规定的任何文件。
三、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规定的职务时，可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给予帮助和协助。
第十八条 对派遣国航空器执行强制性措施时的保护
一、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如欲对派遣国航空器或在派遣国航空器上采取强制性措施或进行正式调查时，应事先通知领馆，以便领事官员或其代表在采取上述行动时到场。如情况紧急，不能事先通知，接受国主管当局在采取上述行动后应立即通知领馆，并应领事官员的请求尽快提供所采取行动的全部情况。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就该款所述情况对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机组人员所采取的同样的行动。
三、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进行的有关边防、海关、检疫和安全的例行检查。
四、在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或乘客未对接受国的安宁、安全及公共秩序造成破坏的情况下，除非应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领事官员的请求或征得其同意，接受国主管当局不得干涉派遣国航空器的内部事务。
第十九条 帮助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航空器
一、遇有派遣国航空器在接受国境内发生事故或接受国主管当局发现在接受国发生事故的第三国航空器上有派遣国国民及其财产，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快将此情况通知领馆，并通知为抢救派遣国航空器、派遣国国民及其财产所采取的措施。
二、领事官员有权采取措施向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机组人员和乘客提供帮助，并可为此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提供帮助。
三、如在接受国境内发现在接受国或第三国境内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航空器或其部件或其装载的货物，而该航空器的机长、所有人、代表或保险机构的代理人均不在场或无法采取措施保存或处理时，领事官员有权代表他们对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财产采取保存或处理的措施。
四、本条第一、二、三款所涉及的派遣国航空器及其部件和货物，如不在接受国境内出售或交付使用，接受国不应征收关税或其他类似费用。
第二十条 派遣国船舶
本条约第十七、十八和十九条关于派遣国航空器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派遣国船舶。
第二十一条 转送司法文书和执行嘱托调查书
领事官员有权依据现行国际协定的规定，如无此种协定，则以符合接受国法律规章的任何其他方式，转送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执行嘱托调查书或代派遣国法院调查证据的委托书。
第二十二条 在领区内外执行领事职务
领事官员只能在领区内执行领事职务。经接受国同意，领事官员也可在其领区外执行领事职务。
第二十三条 同接受国当局联系
领事官员在执行职务时，可同领区的主管当局联系，也可同接受国的中央主管当局联系，但应以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和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为限。
第四章 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四条 为领馆执行职务提供便利
一、接受国应为领馆执行职务提供充分的便利。
二、接受国应给予领馆成员以应有的尊重，并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领馆成员执行职务和享受本条约规定的便利、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五条 领馆馆舍和住宅
一、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派遣国或其代表有权购置、租用、建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用作领馆和领馆成员住宅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附属的土地，但领馆成员为接受国国民或在接受国永久居留的人的住宅除外。
二、接受国应为派遣国按本条第一款所述方式获得领馆馆舍提供帮助，必要时，还应协助派遣国为其领馆成员获得适当的住宅。
三、本条第一款规定并不免除派遣国必须遵守接受国有关土地、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法律规章的义务。
第二十六条 国旗和国徽的使用
一、派遣国有权在领馆所在之建筑物上装置国徽和用派遣国与接受国文字书写的馆牌。
二、派遣国有权在领馆所在之建筑物上、领馆馆长寓邸和领馆馆长执行公务时所乘用的交通工具上悬挂派遣国国旗。
第二十七条 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不受侵犯
一、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不受侵犯。接受国当局未经领馆馆长或派遣国在接受国的使馆馆长或上述两人中一人指定的人的同意，不得进入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
二、如遇领馆馆舍发生火灾或其他危及接受国国民、财产及临近馆舍的建筑物安全的自然灾害时，这种同意应在最短的适当期限内作出。
三、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护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扰乱领馆的安宁和损害领馆的尊严。
四、领馆和领馆成员的交通工具免予搜查、扣留和执行措施。
第二十八条 领馆馆舍免予征用
领馆馆舍及其设备以及领馆的财产和交通工具应免予为国防或公用目的而实施的任何方式的征用。如为此等目的确有征用的必要时，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免领馆职务的执行受到妨碍，并向派遣国迅速地付出充分有效的赔偿。
第二十九条 领馆档案和文件不受侵犯
领馆档案和文件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均不受侵犯。
第三十条 行动自由
除接受国为其国家安全设定禁止或限制进入的区域有法律规章规定者外，接受国应确保所有领馆成员在其境内行动和旅行的自由。
第三十一条 通讯自由
一、接受国应准许并保护领馆为一切公务目的的通讯自由。领馆同派遣国政府、派遣国使馆和派遣国其他领馆进行通讯，可使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明密码电信，外交信使或领事信使，外交邮袋或领事邮袋。领馆须经接受国许可才能装置和使用无线电发报机。
二、领馆的来往公文函电不受侵犯。领事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领事邮袋须加密封并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但以装载来往公文、资料和专供公务之用的物品为限。
三、领事信使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在接受国永久居留的人。领事信使应持有证明其身份的官方文件。领事信使在接受国境内享有与外交信使相同的特权、豁免和权利。
四、派遣国及其使馆和领馆可派遣临时领事信使。遇此情形，本条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之；但临时领事信使将领事邮袋送达目的地之后，就不再享有该款所称的豁免。
五、领事邮袋可委托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派遣国船舶的船长携带。但该机长或船长应持有载明邮袋件数的官方文件，但不得视为领事信使。经与接受国有关当局商定，领馆成员可直接并自由地向机长或船长接交领事邮袋。
第三十二条 领事规费和手续费
一、领馆可在接受国境内根据派遣国法律规章收取领事规费和手续费。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规费和手续费的收入及其收据应被免除接受国的一切捐税。
第三十三条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免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逮捕。接受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其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
第三十四条 管辖的豁免
一、领事官员免受接受国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但下列民事诉讼除外：
（一）未明示或未默示以派遣国代表身份所订契约引起的诉讼；
（二）因车辆、船舶或航空器在接受国内造成损害，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
（三）在接受国境内的私人不动产的诉讼，但以派遣国名义拥有为领馆之用的不动产不在此列；
（四）作为私人，而不是代表派遣国以遗嘱执行人、遗产托管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所涉及继承的诉讼；
（五）公务范围以外在接受国从事的任何专业或商业活动所涉及的诉讼。
二、接受国如对本条第一款所列案件采取执行措施时，应不损害领事官员的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权。
三、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执行公务的行为免受接受国刑事、民事和行政的管辖，但本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民事诉讼除外。
第三十五条 作证的义务
一、领事官员无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
二、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可被请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提供证词。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他们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三、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没有义务就其执行职务所涉及的事项作证，或提供有关的公文或文件。他们有权拒绝以鉴定人身份就派遣国的法律提供证词。
四、接受国主管当局要求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作证时，应避免妨碍其执行职务。在可能情况下，可在其寓所或领馆馆舍录取证词，或接受其书面陈述。
第三十六条 免除个人劳务和其他义务
领馆成员应免除接受国任何形式的个人劳务、公共服务及军事义务，并应免除接受国法律规章关于外侨登记和居住许可所规定的一切义务。
第三十七条 领馆的免税
一、接受国应免除下列捐税：
（一）以派遣国或其代表名义获得的领馆馆舍和领馆成员的住宅及其有关的契据和证书；
（二）领馆为公务目的合法获得的动产和交通工具以及这些财产的获得、占有或维修。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对特定服务的收费；
（二）与派遣国或其代表订立契约的人按照接受国法律规章应缴纳的捐税。
第三十八条 领馆成员的免税
一、领馆成员应免纳接受国对人对物课征的一切国家和地方的捐税，但下列项目除外：
（一）通常计入商品或劳务价格中的间接税；
（二）在接受国境内私有不动产的捐税，但本条约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在此限；
（三）遗产税、继承税和让与税，但本条约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除外；
（四）对在接受国内取得的私人收入，包括资本收益在内，所课征的捐税，以及对在接受国内商业及金融事业投资所课征的资本税；
（五）为提供特定服务所征收的费用；
（六）注册费、法院手续费或记录费、抵押税及印花税，但本条约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除外。
二、领馆成员从派遣国领取的工资，应免纳根据接受国法律规章对工资征收的税收和其他类似捐税。
三、领馆成员如其所雇人员的工资薪给不在接受国内免除所得税时，应履行该国关于征收所得税的法律规章对雇用人所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九条 关税和海关查验的免除
一、接受国依照本国法律规章应准许下列物品进出境，并免除一切关税，但保管、运输及类似服务费除外：
（一）领馆公用物品，包括交通工具；
（二）领事官员的自用物品；
（三）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初到任时运入的自用物品，包括家庭设备用品。
二、本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所述物品不得超过有关人员直接需要的数量。
三、领事官员的个人行李免受海关查验。接受国主管当局只有在有重大理由认为行李中装有不属于本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所述物品，或为接受国法律规章禁止进出境的物品，或为检疫法规所管制的物品时，才可查验。此种查验必须在有关领事官员或其代表在场时进行。
第四十条 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之特权和豁免
除本条约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者外，领事官员、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家庭成员分别享有领事官员、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根据本条约规定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一条 不享受特权和豁免的人员
一、领馆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如其身为接受国国民或在接受国永久居留的人，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但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除外。
二、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如其身为接受国国民或在接受国永久居留的人，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三、私人服务人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二条 领馆成员及其家庭成员的遗产
遇领馆成员或其家庭成员死亡时，接受国应：
（一）准许将死者的动产运出境外，但死者在接受国境内获得的、死亡时禁止出境的动产除外；
（二）对死者纯系因在接受国担任领馆成员或作为其家庭成员而带入和在接受国取得的动产，免除任何国家和地方的遗产税或动产继承税。
第四十三条 特权和豁免的开始及终止
一、领馆成员自进入接受国国境前往就任之时起享有本条约所规定的特权和豁免，其已在接受国境内的，自其就任领馆职务时起开始享有。
二、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自领馆成员享有特权和豁免之时起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或者自本人进入接受国国境之时起，或者自本人成为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之时起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三、领馆成员的职务如已终止，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特权和豁免应于其离开接受国国境时或离境所需的合理期限完结时终止。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如不再是其家庭成员时，其特权和豁免随即终止，但如该人打算在合理期间内离开接受国，其特权和豁免可延续至其离境时为止。
四、如某一领馆成员死亡，其家庭成员的特权和豁免应于该家庭成员离开接受国国境之时或该家庭成员离境所需的合理期限完结时终止。
第四十四条 特权和豁免的放弃
一、派遣国可放弃本条约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规定的领馆成员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但每次放弃应明确表示，并书面通知接受国。
二、根据本条约规定享有管辖豁免的领馆成员如就本可免受管辖的事项主动起诉，则不得对同本诉直接有关的反诉主张管辖豁免。
三、在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上放弃管辖豁免，不得视为对司法判决执行的豁免亦默示放弃。此种放弃须另行书面通知。
第五章 一般条款
第四十五条 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
一、根据本条约享有特权和豁免的人员，在其特权和豁免不受妨碍的情况下，均负有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包括交通管理的法律规章的义务。他们也负有不干涉接受国内政的义务。
二、领馆馆舍不得用作任何与执行领事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
三、领馆和领馆成员及其家庭成员应遵守接受国有关交通工具保险的法律规章。
四、凡从派遣国派入接受国的领馆成员除了执行职务外，不得在接受国内从事任何其他专业或商业活动。
第四十六条 使馆执行领事职务
一、本条约的各项规定，在其文义所许可的范围内，适用于使馆执行领事职务。
二、使馆人员派任领事部工作的，或委派担任使馆内领事职务的，其姓名应通知接受国外交部或该部指定的机关。
三、本条第二款所称的使馆人员的特权和豁免仍以关于外交关系的国际法规则为准。
第六章 最后条款
第四十七条 批准、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明斯克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二、除非缔约一方在六个月前以书面方式通知缔约另一方要求终止本条约，则本条约应继续有效。
本条约于1993年1月11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白俄罗斯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在解释上发生分歧，则以俄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白俄罗斯共和国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田曾佩 克拉夫琴柯
（签字） （签字）

论刑事证人制度之完善

廖修文


内容提要

　　刑事证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证据问题，证人证言在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两大法系在规范证人证言、保证证人证言的来源以及对证人的保护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证人制度。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证人制度。在刑事诉讼方面，有关证人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实践的混乱。证人不作为、不出庭作证、出庭作伪证甚至翻证的现象屡见不鲜，而法律却缺乏相应的调控手段，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司法资源浪费、司法公正受到质疑、司法权威受到挑战——正因为如此，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竭力探求建立一种完善的证人制度。一种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当从公正的角度，平衡各种关系，合理地安排具体规则。证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义务问题，由此派生出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三对关系，如何安排具体制度以平衡这三种关系，是我国证人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志。本文才这三对关系出发，对完善我国证人制度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引言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这一规定，所有证人都必须在法庭上直接作证，并且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法庭认证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它要求所有证人所提供的证言，必须以口头的形式直接在法庭上陈述，而不允许只用证人的证言笔录材料来认定案件事实并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建议与立法、司法以及证人自身的原因，刑事证人作证的现状可以概括为：证人难找；找到证人不一定作证；愿意作证的不一定如实作证；如实作证的不一定愿意出庭作证；出庭作证的其证言不一定稳定。这种现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立法的原因。我国刑事证人制度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有关证人制度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其主要问题是：
（一）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不平衡
　　我国现行刑事证人制度的有关规定片面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而忽视了证人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种义务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但是，对于证人因为作证受到的经济损失和人身威胁，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关规定或只有一些原则性规定，无法解决证人的实际问题。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和国家赋予证人的义务失去了平衡。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都规定了证人有领取报酬的权利 ，而我国却无相应规定。对于证人的人身安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极不到位。刑法第三百零八条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但对于打击报复证人要达到怎样的后果才构成犯罪没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于在现实生活中，证人遭受打击报复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情况，刑法无法调整而又没有相应法律予以救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证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既无专门保护证人的机关，也没有专门保护证人的人力和物力。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与治安处罚”。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制裁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打击报复行为，不足以威慑违法犯罪份子，也不足以激励证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证。实际上，这些和证人有关的法律关系既不是刑法调整的范畴，也不是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畴，更不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范畴，这些法律关系应当归属于专门的证人制度法。
（二）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不平衡
　　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对证人不作证、不如实作证、作伪证的行为无相应强制和制裁措施，国家意志严重缺位。一是对证人不作证，不配合的行为无法律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这一法律规范是不严谨的，只有行为模式而没有设定法律后果。没有法律后果的义务谈不上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5月还出台了一个“九条卡死”的规定，严禁对证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司法机关对证人不作证、不出庭作证的行为无能为力，听之任之。二是对证人不如是作证的法律责任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但具体是什么责任，并不明确。三是对证人作伪证惩处不力。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了伪证罪，由于没有司法解释配套，司法实践中对证人作伪证的现象不好操作，使那些藐视法律的人继续藐视法律，法律工作作者也只有感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对于作伪证尚不构成犯罪的，司法实践中怎样处理，法律没有专门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发现证人作伪证后往往不做笔录，或做完笔录后不予采信，对证人没有任何制裁。有些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发现证人作伪证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对证人作伪证的行为处以罚款或者拘留，但该条是针对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而规定的，并不是专门针对证人作伪证的。
（三）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不平衡
　　我国刑事证人制度对历史传统和证人的人权没有相应思考，几乎是空白。如证人有没有在一定条件下的免证权，有没有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或者在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证言后可不可以免于追诉等等。我国民事诉讼司法解释对亲属间的证言效力有所规定，但还没有上升为免证权。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七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迫承认有罪”。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已经成为一项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它不仅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且也适用于证人。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我国应当顺应世界法治文明的潮流，履行国际义务，不仅要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也要保护证人的人权。
　　刑事证人作证现状的负面影响是严重的。一是司法公正受到质疑。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和如实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是证人对国家的义务。然而，大量的证人不出庭作证，控辩双方无法质证，司法公正难于实现。立法者以其粗放、弹性的立法技术，在刑事证人制度方面制定了一些模糊规则，在实践中难以统一认识，难以执行，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目标和价值取向。二是司法权威受到挑战。刑事证人不如实作证、不出庭作证和作伪证的现象大量存在，既有可能放纵犯罪，也有可能罪及无辜。这种现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社会成员，形成了漠视法制、藐视司法的可悲局面。“社会主义法制的内涵不仅要求有法律的相对完备，而且还要要求保持法律的权威性。法制精神的基本内容之一就在于强调法律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最高权威”。 我国刑事证人制度残缺不全，使法律秩序紊乱了，使执法、守法与违法的边界模糊了。三是浪费了司法资源。刑事证人不如实作证、不出庭作证和作伪证，不仅增大了证人作证的随意性，而且增大了法官采纳证言的随意性，影响了案件质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如何改变刑事证人作证不容乐观的现状，消除不良影响，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证人制度法，完善刑事证人制度，以期引导、规范证人作证。

二、立法模式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证据问题，全部诉讼活动都是在围绕收集和运用证据进行的。证人证言在证据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即追诉犯罪和保护人权，世界各国在证人资格、证人保护以及保证证人证言的来源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证人制度。从立法模式来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在刑事诉讼法典中设立专门章节规定刑事证据以及证人内容，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等国。第二种是制定单独的证据法典，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第三种是制定专门的证人制度，如英国1892年的《证人保护法》，美国1984年的《证人安全改革法》，澳大利亚1993年的《证人保护法》，我国台湾2000年的《证人保护法》等等。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刑事证人制度，要建立一套相对完备的形式证人制度，首先必须考虑采用什么样的立法模式。笔者认为，如果只从刑事证人制度入手，将刑事证人制度应有的内容添加到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或者将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人的内容加以扩展补充，也是不现实和难以做到的。证人制度作为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刑事诉讼法显然无法满足和容纳刑事证人制度应有的内容。在证据法典中规定有关证人制度的内容有其合理性，但并不能包含有关证人制度的全部内容。因此，笔者建议将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证人制度的内容分离出来，结合我国传统，借鉴他人先进经验，制定一部统一的、完整的、独立的刑事证人制度法。

三、完善标准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部法律是否完善，主要看其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达到某种平衡。美国学者乔.撒马哈指出：在宪政民主中，平衡是刑事程序法的最基本的特性。这种平衡存在于政府权力与个人隐私、自由、财产权利之间，但刑事程序法还包含其他因素的平衡，主要有：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平衡，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正式规则与自由裁量之间的平衡，保持这些平衡是困难的。证人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义务问题，由此派生出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三对关系。这三对关系是否平衡，是判断我国刑事证人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准。
（一）国家义务和证人义务的平衡
　　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追诉犯罪，保护人权，这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在实现这一责任的过程中，调动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器，也调动了大量的证人。国家赋予司法机关相应职能，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和装备，而且这些经费和装备都是由纳税人承担的，但国家在赋予证人作证义务时却没有给与证人相应的补偿和必要的补偿。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是国家的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的证人，证人履行的是对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对当事人的义务。在法理学上，公民在享有权利时必须履行义务，同样，在履行义务时必须享有权利。或者说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证人作证时在履行特定的义务，不能让其只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利。作为一个公民，证人除了履行纳税义务外，还履行了因为其特殊经历而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作证义务，这对证人来说是额外的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具有重要价值，有必要对证人的作证行为给予保护和补偿。“国家有义务提供若怠于或者疏于履行义务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国家不仅要提供这种特殊保护和补偿， 而且要给予证人实在的救济途径。为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国家对证人的义务和证人对国家的义务应该是平衡的、相称的。证人不应因为作证而承担额外负担，如承担因作证产生的费用，承担因作证受到的打击报复，否则，证人就会承担双份义务，一份是证人对国家的义务——在刑事诉讼中作证，一份是国家对证人的义务——对证人给予补偿和保护，这实际上是国家转嫁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当权利义务失去平衡时，任何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在刑事诉讼中，一些本来可能作证的人正是因为这种双重义务，选择了逃避作证。现行刑事诉讼法强调了证人对国家的义务而忽视了国家对证人的义务，从证人制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根本上的缺陷。要完善我国的刑事证人制度，就必须正确设定证人对国家的义务和国家对证人的义务。只有这两个义务平衡了，完善我国证人制度才有基础，否则，永远都只能是跛脚的。
（二）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的平衡
　　刑事诉讼中，国家利益在于维护、恢复被犯罪所侵犯的客体，这种利益不是通过个案来实现的，二是通过对所有犯罪的追诉来实现的。但是，如果每个个案都损害了某些证人的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损害的积累同样可以破坏某种需要稳定的社会关系。当这种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足可以抵消刑事诉讼所带来的利益，或者阻碍刑事诉讼所带来的利益。在刑事诉讼中，证人向国家作证，维护了国家利益，但有时证人利益也有必要维护。在一定条件下，当证人证言与其本人利益、家庭利益和职业利益相冲突时，国家利益可以对证人利益作出一定让步，以维护国家利益和证人利益的平衡，从而保护隐藏在证人利益之后的社会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况。” 实际上，当证人证言与其自身利益、家庭利益或职业利益相冲突时，其内心是矛盾的，很难保证其证言的客观公正性，刑事诉讼的目的自然也无法达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也不能实现。换个角度说，社会是个人的集合，如果个人的利益得不得尊重，那么整个社会就很难说是和谐的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亲情伦理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支柱之一，如果法律强迫亲属之间相互揭发、相互指证，那么社会稳定就会动摇；职业是个人生存的基本手段，各行各业都有其特定的游戏规则，以维持本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如果证人证言破坏了这种特点的游戏规则，就会破坏这个行业的内在秩序，最终影响证人的生存。由此可见，国家利益对证人利益让步，虽然可能损害某一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但是维护了个人利益背后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稳定，也是国家所需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这实质上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局部和国家在社会中的整体利益的平衡。
（三）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的平衡
　　国家意志和证人意志是否平衡，是判断刑事证人制度是否完善的又一标准。一般来说，国家在保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应保持合理的平衡，同理，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在保护证人权利和追求刑事诉讼利益之间也应保持合理的平衡。刑事诉讼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要求证人作证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法律强制力，理所当然应得伸张。证人在刑事诉讼中作证，也体现了证人的意志，为保证证人证言客观公正，证人意志亦应得尊重，但这种尊重不是无原则的迁就。现阶段，国家对待证人的态度是矛盾的：如果说重视证人，在立法却没有落实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和人身保护；如果说轻视证人，在司法上却强调对证人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既不给予证人实在的权利，也不给予证人过硬的制裁，这不是平衡，而是失范。在这种情况下，证人不作证、不出庭作证似乎又是国家意志的默许，是国家对证人随意性的纵容。本应得到伸张的国家意志，在保护证人权利和追求刑事诉讼利益之间失去了合理的平衡。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是顺利进行，实现刑事诉讼利益，国家必须对证人无故不履行作证义务甚至作伪证的行为给予制裁。

四、制度安排

　　一种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当从公正的角度，平衡各种关系，合理地安排具体规则。我国的刑事证人制度应该包括证人资格、证人义务、证人的免证权和豁免权、证人的保护和补偿、法律责任等几个部分。
（一）证人资格
　　本文所讨论的证人是指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的人，不仅仅限于向法庭提供证言的人。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据此，证人只要了解案件情况，那么不论他与当事人有何种关系，从事何种职业，也不论他对案件情况的了解从何而来，都可以作为证人，他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提供的证言都有证据效力。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由此可见，一个成年人只要在生理上和精神上没有任何缺陷，且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就有证人资格。从表面上看，本条规定了证人的三个标准：一是知道案件情况；二是能够辨别是非；三是能够正确表达。但该条没有详细地规定证人的资格，其内容并不十分明确，缺乏操作上的统一性。
1、不是所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作证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可以作证不够科学。在形式诉讼中，被告人、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知道案件情况，但他们不能对所有案件事实充当证人。一般情况下，对某一案件事实充当了证人的人，对于案件事实就不能再具有其他身份。比如警察，目睹了案件事实，成为案件的证人后就不能进行侦查，反之，对案件进行侦查后就不能作为证人。
2、证人只能就亲身体验作证
　　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知道”的途径。证人陈述的情况往往包括证人的亲身体验、间接感知，以及证人的意见，对于哪一种情况才能作为证人证言，法律应该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证人提供的应当是其亲身体验的案件事实，而不是间接感知以及证人的意见。英美法系规定证人只能陈述自己的亲身体验，并且对这种体验能够表达出来让他人理解。
3、证人可以对犯罪事实以及其他情况作证
　　对于“案件情况”的具体内容，现行刑事诉讼法也没有具体规定。所谓案件情况，不仅仅指犯罪事实，还应该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前后的表现事实，以及有关程序性的事实和证据事实。这些事实都是案件情况的范畴，那么，是否知道其中某种情况的人即可作为证人，还是只有知道犯罪事实的人才能作为证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了解上述情况的人一般都被当做证人，立法应当考虑将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
4、证人只需对待证事实具有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即可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但是何为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将待证事实与证人的年龄、智力状况和精神健康状况的具体情形联系起来，只要对案件事实有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即可有资格作证，而不必强调对一切事物都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⑴证人是对待证事实有亲身体验的人；⑵证人是对待证事实有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人；⑶证人是对待证事实不具有其他身份的人。
（二）证人的两大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