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矛盾在法院引爆

　　　杨涛

3月7日，轰动一时的湖南郴州市永兴县法院爆炸案两疑犯被当地警方抓获。疑犯黄运财、王小华为一对夫妇，永兴县人，警方目前正在对案情进行进一步调查。据了解，2002年，黄运财的儿子黄虎在当地煤矿做工时被绞断右手，后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黄运财向永兴县法院提起诉讼，而被炸死的法官曹华正是该案的合议庭成员。（《新京报》3月16日）
据此前的报道称，曹华是一名优秀的法官，许多认识他的人都为认他的工作很认真，执法办案都不错，笔者也为他的遇难深感痛惜，痛斥凶手的残忍。此案也暴露法院的安全防范不善，据报道，除法院正门可以进入外，还有多条黄泥小路均可自由进出法院，根本没有围墙，此外，记者进入法院也未有任何保安或者法院干警问询。
但是，问题恐怕主要不在于此。在和平年代、法治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不是像在非正常年代一样，依靠战争与暴力来解决，而主要是由调解、仲裁以及审判等方式，依靠法律，通过理性的争辩来解决。其中，以法院的审判解决为最重要也是最后的方式，人们常说：“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调解、仲裁等方式都不具终局性，而只是司法才具有一锤定音之效力，因而，各种矛盾纠纷在调解、仲裁等程序上并不会大量囤积，并在这些程序中矛盾溢出。所以，各种在其他程序中没有解决的矛盾最终还是要汇入司法程序，司法承担着矛盾解决的最后一个关口。
因此，在司法程序上，强调司法的中立与公正性，以及其解决矛盾的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司法人员必须遵守公正的司法程序，本身做到中立无偏，并不受外来干涉，司法人员要与所争的案件利益无涉，司法应当给予当事人双方说理的空间，听取双方的意见，并在判决中依照法律用理说服人。司法一定要在程序正义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实现实体正义。如果不能做到起码的程序正义，民众就不会信服司法判决，司法判决就不具有权威性，而此时又不再具有下一级的救济程序，民众便要么是不断地上访，企图求助更高的权力压制、改变判决，要么矛盾本身便溢出正常理性的解决方式，以非正常、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种暴力有时便在当事人双方展开，有时便是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直接针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
从本案披露出的有限案情来看，犯罪嫌疑人黄运财的儿子黄虎在湘阴渡镇马家三煤矿开绞车时，右手被绞断手掌和4个手指，黄运财随后向煤矿索赔6万元，但因该矿6个老板之一黄丙贵对此索赔有异议，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随后经调解，决定让矿方赔偿黄虎8万元，但因黄丙贵对仲裁结果仍有异议，双方又未能达成协议。于是2003年上半年，黄运财向永兴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矿方赔偿黄虎30万元。被炸死的曹华是该案合议庭成员，而此次法庭判决矿方赔偿黄虎1万多元。黄虎方不服，遂又向永兴县法院申诉，法院又改判矿方赔偿6万多元。黄虎称，在扣除诉讼费等各种费用后，他们只拿到了3万多元赔偿金。按道理说，黄运财的主要矛盾方应当是黄丙贵，但是他却将矛头对准了司法人员，很明显就是认为司法判决不公，司法因此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
　司法本来是解决矛盾的地方，现在矛盾却在司法程序中、在法院里聚集、引爆，司法人员成为了牺牲品，这又是为什么呢？在黄虎赔偿的个案，我们不清楚这个案件是否公正判决，是否存在程序上的暇疵。但从近些年来的司法机关状况和一些司法人员的举止来看，司法机关的公正性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司法机关不能独立于地方的行政，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方领导干涉法院独立办案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一些司法人员也根本不顾及自身形象，与当事人“打成一片”，吃了原告吃被告，更不用说有其他更严重的腐败行为了。在这种屡屡发生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情况下，一些当事人出于对法院和法官的不信任，进而对几乎所有的法官都不信任，一旦判决不利于自己，便怀疑司法人员不公，进而将矛盾转移到司法人员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正直的法官曹华便因此被怀疑也不公正，最终成为了司法形象被抹黑后的替罪羊。
因此，在法院修建有形的围墙，加强保安措施是重要的，但是如何提高法院判决的公信力，修建无形的围墙恐怕是更为重要。法院应当让矛盾溶解、消化，再也不能让它在法院里爆炸了！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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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柳州市公检法三机关密切配合依法惩办“牢头”、“狱霸”维护法纪监规的通报
1980年10月18日，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机关密切配合，严肃处理“牢头”、“狱霸”的做法很好，各地可以借鉴。
在押人犯中，“牢头”、“狱霸”为非作歹的现象，在全国不少看守所里都存在，特别是一些城市看守所尤为严重。他们拉帮结伙、抢夺、敲诈他人财物，私立“监规、刑罚”，带头哄监闹狱，传授作案伎俩，阻碍他人交代问题、悔过自新，煽动翻案，组织越狱脱逃，任意欺压、凌辱、殴打他人，有的人被他们活活打死，已经开始形成一股恶势力。为了保持看守所正常工作秩序，保障审讯、审判工作顺利进行，保障在押人犯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必须坚决铲除“牢头”、“狱霸”，打击严重违犯监规的违法分子和继续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为此：
一、看守所要有领导地组织在押人犯学习《刑法》。通过学习，使他们明确认识到：在社会上触犯刑律要依法惩办，在看守所里更不准违法犯罪，如果继续犯罪，一定要数罪并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二、严禁利用人犯管理人犯。看守所一律取消人犯中的组长、召集人、学习号、劳动号、服务号、跑监道等名目，以免形成“牢头”、“狱霸”。看守干部要对人犯实行直接管理。今后绝对禁止再给人犯安上任何名称，用他们当“拐棍”，代替干部的任何工作。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密切配合，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那些在看守所里进行破坏活动，性质严重，情节恶劣，构成犯罪者，一经发现，要立即进行处理。按照法律程序，公安机关负责审查取证，具报检察院审核，起诉到人民法院依法判刑。如押犯捕前所犯罪行也已查清，则应依法数罪并罚，从严惩处。对认罪服法，有立功表现者，也应依照法律规定，从轻或减轻甚至免予处罚。通过对从严或者从宽典型案件的处理，进行法制教育，搞好看守所秩序，以利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
四、看守所对人犯违反监规的原因要作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由于我们对人犯的伙食、卫生搞得不够好，或者教育、监管的方法不当，而引起人犯的不当言行，不能视为闹监，应立即从改进工作着手，加强教育管理。对确属无理取闹，违反监规的人犯，要根据《看守所工作制度》的规定，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反省，或者经领导批准使用戒具。只有对那些已构成犯罪的人犯，才能依法判刑。

附：惩办“牢头”、“狱霸”维护法纪监规
今年以来，柳州市看守所在押人犯中“牢头”、“狱霸”抢夺其他人犯饭菜、衣物，毒打其他人犯的现象经常发生，有的人犯甚至被打死。今年1月15日，人犯余福生、陈国伟、苏建清三人，把陈佑生活活打死。
胡耀邦同志关于把看守所办成教育犯人改邪归正的一个重要阵地的指示下达后，市委领导同志非常重视，亲自主持召开公、检、法三长会议，研究如何整顿看守所的问题，指示三家要派人到看守所查清情况，摸准“牢头”，及时打击，维护好监内秩序。公、检、法三家于5月12日抽调干警十一人（公安局八人、检察院二人、法院一人）组成联合工作组，对看守所监内秩序进行整顿。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初步掌握了“牢头”、“狱霸”在监内称王称霸、欺压同监人犯的情况，并对其中问题比较突出的四名人犯，搜集了证据。然后，按照法律程序，公安局请求检察院依法起诉，经检察院核实罪证，认为构成了犯罪，起诉至法院，经过审判按数罪并罚判了刑。
5月28日晚，市法院在看守所召开宣判大会，对在监内行凶伤人、抢同监人犯饭菜、衣物，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何佩根、高立明、罗文山、刘建昌等四名人犯进行了宣判。何佩根原犯轮奸罪，于5月10日已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鉴于何犯在押期间，继续为非作恶，不仅抢同监人犯的饭菜，还先后打伤两人，构成伤害人身罪，按刑法规定两罪并罚，被判刑十七年。高立明原犯一般伤害罪，进监后又与何佩根殴打同监人犯致重伤，两罪并罚，判刑七年。罗文山原犯流氓污辱妇女罪，在监内除抢同监犯的饭菜、衣服外，还殴打同监一人犯致重伤，两罪并罚，判刑八年。
刘建昌原犯抢劫罪，在监内因抢饭打伤同监犯，两罪并罚，判刑六年。对打死同监人犯陈佑生的余福生等三名人犯，公安局已整理材料移送市检察院，检察院已起诉至法院，目前法院正在审理中。
宣判结束后，市法院领导同志专门对犯人进行了法制和监规教育，号召他们大胆揭发检举和抵制“牢头”、“狱霸”在狱内的破坏活动。
会后组织各监房的人犯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多数人犯认为这次宣判会开得好，是对那些在狱内称王称霸，继续搞坏事，欺压他人的“牢头”、“狱霸”的应有打击，伸张了法制，维护了监规。平时表现较坏的莫远明说：“何佩根原来已判十二年，这次又加五年，不得了！今后要多加小心，不能再犯法和违反监规了。”
经过对看守所的整顿和对“牢头”、“狱霸”的打击，监内秩序逐步好转。抢饭菜、抢衣服、吵骂、行凶打架、损坏公物、破坏监内设施的现象已经减少。一些违反监规的人犯，表示愿意坦白检举，改邪归正，重新作人。个别仍想胡作非为的“牢头”、“狱霸”，稍有违反监规的行为，立即遭到抵制。例如“牢头”刘建昌5月28日晚上被宣判加刑，次日又抢同监人犯的饭吃，立即遭到同监人犯的抵制，使他未能得逞。三十九号监房“牢头”曲建胜想抢饭吃，也遭到了同监人犯潘学进的制止，并将情况报告了看守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