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阿坝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阿府发〔2009〕20号


各县人民政府，州直各部门，卧龙管理局：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州委、州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加强藏传佛教事务管理，建立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条例》以及国家宗教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阿坝州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州行政区域内的藏传佛教事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藏传佛教事务管理应当坚持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的原则；坚持属地管理和按职能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州、县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藏传佛教事务的行政管理。州、县公安、国土、规划建设、发展改革、教育、民政、司法、环保、农业、畜牧、林业、卫生、工商、税务、文化、广播电视、旅游、民族、外事、交通、消防、新闻出版、审计、安监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本办法。

　　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辖区内藏传佛教事务管理。

第二章 活动场所

　　第五条 藏传佛教寺庙（以下简称寺庙）是僧人从事宗教活动，为信教群众提供宗教礼仪服务的社会公共活动场所。其筹备设立、改建和迁建等事项必须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申请批准。寺庙必须符合管理规范、寺容整洁、寺风文明、服务社会的要求。

　　寺庙筹备设立、改建和迁建申请获准后，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城乡建设规划，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国土、环保等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寺庙改建和迁建一律不得超出原寺庙占地及建构筑物总规模。

　　新建寺庙竣工验收后，经县宗教事务部门批准，颁发《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改建和迁建的寺庙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报经文物主管部门同意。

　　第六条 寺庙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应当经村（居）委会、乡（镇）人民政府、县宗教事务部门签署意见，逐级依法审批。

　　佛教协会、寺庙以外的组织及个人不得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第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内宗教活动区与僧人居住区原则上实施分区域管理，宗教活动区按国家对宗教场所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寺管会是责任主体。寺庙属地乡（镇）按照辖区居住人口管理办法对僧人进行管理。

　　公安机关依法负责对本辖区内寺庙治安进行管理。

　　第八条 寺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开展教务活动，不得干预和妨碍国家行政、司法、教育制度，不得发生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违反宗教禁忌、伤害信教群众宗教感情的事件。

　　第九条 寺庙应当完善教务、财务、僧人管理、学习、安全、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佛事活动等管理制度。建立安全责任制，落实责任人，安全事件或者事故发生时，应当及时报告属地乡（镇）人民政府。

　　第十条 寺庙应当实行僧人定员，接收僧人应当在定员基数内，经县佛教协会同意，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寺庙接收人员入寺为僧，不得妨碍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十二条 寺庙接收外来学经人员，须事先征求寺管会意见，由寺管会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接收外来学经人员不得超过寺庙定员人数的7%。其中，州外学经人员不得超过寺庙定员人数的3%。

　　外来学经人员应当具备其僧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和县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有效证明，持《居民身份证》和《宗教教职人员证》，经学经地乡（镇）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并在公安机关办理暂住证，寺庙方可接收。

　　第十三条 寺庙内未经批准不得设立诊疗服务机构，不得擅自开展任何形式的诊断、治疗和药品制售。

　　第十四条 寺庙不得保存、复制、销售非法出版和非法入境的宗教出版物，严禁张挂、散发、传播反动宣传品。

　　第十五条 寺庙的道路、饮水、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当由乡（镇）、县人民政府纳入新农村建设或城镇发展总体规划，各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行业服务应当覆盖到寺庙，农牧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利民惠民政策应当覆盖到僧人。

第三章 民主管理

　　第十六条 寺庙应当建立民主管理组织（即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寺管会”）。在属地乡（镇）人民政府监督指导下，由县佛教协会主持，经过全体僧人民主推荐提出候选人，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后选举产生。

　　寺管会任期一般为3年，寺管会主要负责人可连选连任。

　　寺管会每年可以从寺庙总收入中按2%—5%的比例提取管理费，用于寺庙民主管理。

　　第十七条 寺管会职责：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宗教政策，自觉接受政府依法管理，积极引导寺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寺庙成为和睦、文明的宗教活动场所；加强寺庙僧人爱国爱教、维护民族团结、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的教育和管理，确保本寺不出现分裂破坏、危害公共安全等违法活动；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民族团结与宗教和睦；维护本场所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防范和处理宗教突发事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安排处理宗教活动和日常事务；民主理财，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健全帐目，定期公布收支情况；保护和维护本场所的建筑、文物、园林等，搞好安全消防、卫生等。

　　第十八条 寺管会应当接受各级佛教协会的指导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寺管会考核奖惩机制，根据考核结果，对爱国爱教、寺庙管理有序的寺管会成员给予奖励或补贴，对管理混乱、寺庙稳定出现问题的寺管会，由宗教事务部门进行整顿，对寺管会成员进行改选，必要时，可由县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指定或指派人员担任寺管会成员。

第四章 僧 人

　　第十九条 僧人的教职身份应当由县级以上佛教协会按有关办法认定，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宗教教职人员证》。

　　第二十条 18周岁以上公民入寺为僧，应当具备个人申请、家庭意见、公安派出所户籍证明，由本人申请村民委员会签署意见，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后，再由本人向寺庙提出入寺申请，寺管会应根据寺庙定员情况签署意见，经县佛教协会按照《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进行审核认定，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僧人有接受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培训的义务。

　　僧人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接受乡（镇）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寺管会的管理。

　　第二十二条 已注销僧人身份或者被寺管会除名的人员，寺管会、县佛教协会负有制止其以僧人身份从事佛事活动的责任；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宗教事务部门负有监督检查职责。

　　寺管会必须禁止非法出境回流人员入寺。公安派出所、乡（镇）人民政府、县宗教部门负有监督职责。

　　第二十三条 僧人外出学经，应当持属地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函件和寺管会介绍信逐级申报。跨乡（镇）学经的，经县佛教协会同意，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跨县学经的，经州佛教协会同意，报州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跨州学经的，按规定审批。

　　外出学经人员学经期满，应当及时返回原寺向寺管会报到，寺管会应及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原批准的佛教协会和宗教事务部门。

　　第二十四条 僧人应本寺庙服务区域范围以外的信教公民邀请，须经寺管会同意，属地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方可到该信教公民家中开展宗教礼仪服务活动，合理接受信教公民自愿布施，未经批准不得在寺庙以外讲经、传法、化缘、募捐。

　　第二十五条 僧人应邀到州外从事佛事活动，应当经寺管会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外出申请，并逐级经县、州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邀请州外人员来州内参加或主持佛事活动，应当由县佛教协会提出申请，经州或省佛教协会审核，报州或省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原则以及报批程序、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坐床等事宜，应当严格按照《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佛事活动

　　第二十七条 集体佛事活动应当在依法登记的寺庙内举行，由佛教协会或者寺管会主办。举办集体佛事活动应坚持“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

　　寺庙佛事活动实行报告审批制。由寺管会在每年公历12月15日前，拟定下一年本寺庙按照历史惯例举办的佛事活动的具体时间、名称和规模，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查、相关部门进行风险评估，由县人民政府批准。

　　寺庙佛事活动报告备案程序一经完成，寺庙必须认真按照拟定计划开展佛事活动，不得擅自更改时间或扩大规模。

　　社区、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实施管理，保证佛事活动安全、有序。

　　第二十八条 寺庙举办跨行政区域佛事活动的，寺管会应当在举办前40天提出申请。

　　举办跨乡（镇）的佛事活动，应当征得两地乡（镇）人民政府同意，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批；举办跨县的佛事活动，须经两地县佛教协会签署意见，两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核，报州宗教事务部门审批；举办跨州的佛事活动，须经州佛教协会签署意见，州宗教事务部门审核，报上级有关部门审批。

　　严禁寺庙恢复和变相恢复所谓的隶属关系，一律不批准历史上曾具有隶属关系的寺庙之间联合举办佛事活动。

第六章 宗教财产

　　第二十九条 寺庙的房产和使用的土地，应当由寺管会依法向县人民政府房产、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证书。发生变更时，应当按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条 因城市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需拆迁寺庙、征用寺庙合法使用的土地、草场等，应当事先与产权单位协商，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第三十一条 寺庙应当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定期向所在县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收支、接收使用捐赠情况；定期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公示帐目，接受监督。

第七章 宗教出版物

　　第三十二条 寺庙编印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应当按照《出版管理条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印刷业管理条例》和《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办理，逐级报省宗教事务部门和省新闻出版局审批。

　　第三十三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销售、传播、收藏非法宗教出版物。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碍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权益等违法活动构成犯罪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所在地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寺庙出现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分裂国家和影响社会稳定活动的，在举行宗教佛事活动中发生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寺庙内发生重大事故、重大事件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宗教事务部门撤销其登记，并终止寺管会权力。同时，组建工作组，对寺庙及寺管会进行整顿，直至产生新的寺管会班子。整顿期间，寺庙停止一切佛事活动。县佛教协会取消组织、参与活动僧人的宗教教职人员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寺管会未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导致寺庙管理混乱和内部不稳定的，由县宗教事务部门责成县佛教协会对寺管会班子进行调整。

　　寺管会换届中，未履行民主程序、有舞弊行为或者其候选成员未经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查的，由县佛教协会撤销选举结果。

　　第三十六条 对吸纳18周岁以下青少年、非法出境回流人员、被寺庙除名人员入寺的寺庙，由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撤销其登记、责令其停止佛事活动，并对寺庙进行整顿、对僧人进行清理和重新登记。

　　第三十七条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寺庙的，由县宗教事务、规划建设、国土等部门共同作出限期撤除决定，并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必要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擅自改建、迁建寺庙的，由县宗教事务、规划建设、国土等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拆除并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寺庙违规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由县宗教事务、规划建设、国土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拆除；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八条 寺庙擅自设立诊疗机构的，由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并依法予以取缔。

　　第三十九条 擅自举行大型、跨地区佛事活动的，由县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由县宗教事务部门责令该寺庙撤换寺管会负责人。

　　第四十条 僧人收藏、印制、传播境外反动宣传品的，由县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与相关部门配合，依法没收；拒不改正的，责令僧人所在寺管会收回教职人员证，清除出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擅自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销售、传播、收藏非法出版物的，由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四十一条 僧人被判刑或者非法出境回流的，由寺管会作除名处理，并报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由寺管会除名或者非法出境回流的僧人，由州宗教事务部门责成州佛教协会以适当方式通报全州寺庙；任何寺庙均不得接受被通报人员入寺。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依照《宗教事务条例》、《四川省宗教事务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宗教事务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没有情节和数额限制，因此是否构成扒窃往往涉及罪与非罪问题，审判实践中往往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是否与随身携带物品密切相关和是否需要携带凶器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以期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一、《刑法修正案（八）》背景下的扒窃行为应以发生在公共场所为前提。说起扒窃可能很多人都心领神会，但往往无法精确解释其含义。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要件一般没有争议，但扒窃是否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则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是刑法上扒窃的前提要件，主要理由：第一，限制解释方法的必要，扒窃来源于公安民警一线的反扒斗争，其约定俗称的场景便是针对发生在公共场所的盗窃行为，提起扒窃，民众出现在头脑中的场景也是车站、商场、马路等公共场所发生的盗窃，实在难以将在公共场所以外的偷窃比，如办公室、私人住宅里面的盗窃与扒窃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尽管现代汉语词典的语义解释并未明确该前提，但作为法律用语应以合乎立法目的为指导作出扩张或限制解释，刑法上的扒窃应作出小于其语义含义的限制解释，将其限制发生在公共场所的前提下；第二，从立法本意推断扒窃的前提应是公共场所，前文已述扒窃行为单独列出并予以严惩的原因是其发生在公共场所，除了侵害公民的财产权之外，更使得民众人人自危从而降低社会安全感，因此产生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才能使不特定民众看到并感知从而转化为对自己财产安全的担忧进而转变为整体社会安全感的降低，换言之这种较一般盗窃更严重程度的危害性只有发生在公共场所方能得以彰显。脱离了公共场所，这样特定条件的盗窃行为尚不足以造成上述危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上的扒窃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是扒窃行为的一个要件。

　　二、对扒窃中“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理解

　　通说认为扒窃为偷盗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但该“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究竟有多大，尚存争议。虽然普遍认为该财物须为被害人可以控制、支配的范围之内，但究竟该控制、支配是做扩张理解还是限制理解呢。有观点认为该财物应不限于文义上的与被害人有身体接触的“随身携带”的财物，还应包括被害人实质上可控制之物，包括放在身边目光可及的财物。审判实践中笔者不赞成此观点，更倾向认为行为人扒窃的财物应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扒窃”作为行为犯入罪，本来就将这个口子开到了极限，若再不对扒窃做缩小解释，则打击的力度将远远超过目前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犯罪率的高低与一国法律的严密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的法律严密程度应与该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相适应，不应脱离当前的社会实际，若将原本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交由刑法进行调整，则将大大打破一个社会的平衡体系。因此，不应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扒窃过宽进行打击，宜做缩小解释。

　　第二，之所以将扒窃作为行为犯入罪，不仅仅因为该行为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是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辞海将“扒窃”定义为“从别人身上偷窃钱物”，按照文义解释，也仅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该“身上”即意味着必须是与他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否则不能称之为“扒窃”。故将观念上认为可被被害人实际控制但脱离被害人身体接触的财物认定为扒窃的范围，脱离了扒窃本来的立法意思，不应采纳。而何为他人身上的钱物，审判实践中认为即上文所言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因为只有当某一财物与被害人身体紧密接触时，才会对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潜在的随时可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危险，所以刑法才将该类犯罪规定为行为犯，该行为一旦实施，则被害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

　　第三，因为扒窃本身就包含“身上”二字，该财物须与身体有直接的接触，该扒窃行为须已经侵害到被害人的隐私，已经和被害人身体有了一般陌生人之间不可能有的亲密接触。审判实践中比较多的是，在公交车上，由于乘客较多，乘客之间可能在外衣、随身携带的手提包等物品之间会有碰触，但该外衣口袋内的东西、外衣以内的部分等就不可能会和外界有直接的接触，故当扒窃行为及于该范围之内时，则触犯到被害人的隐私了，故《刑法修正案（八）》才对扒窃行为作如此苛责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若将随身携带的包及包内的财物放置于身旁与被害人存在一定身体接触的箱子、包等财物包括在内，既偏离了“扒窃”二字的原意，也不能将扒窃和普通盗窃做真正的区别。只有将是否触犯了被害人的隐私纳入考虑的范围，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扒窃和一般的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扒窃”也才在真正意义上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才符合立法的体系结构。否则，扒窃大开其口，则扒窃案件可能比普通盗窃行为更普通、更普遍。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该财物范围也应仅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内的财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饰等与被害人身体密切接触的财物。

　　三、扒窃是否需要携带凶器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九条规定，由于每个人对中文顿号不同功用的理解其对本条含义也就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相并列即携带凶器扒窃才是单独的盗窃罪入罪条件另；另一种观点认为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并列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单独入罪条件，赞成第一种观点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从文理解释上看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可以视为罪状的一个完结式表述即可分解为携带凶器盗窃的或携带凶器扒窃的两种类型，第二、单纯的扒窃行为不具有与盗窃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修正之前扒窃行为除了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或者符合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一年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条件以多次盗窃加以定罪之外，都只是作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加以处理，将其直接升格为犯罪的构成条件会不适当地扩大盗窃罪的定罪范围，刑法处罚的范围也混淆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边界，第三、携带凶器扒窃的场合由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用凶器的意识，一旦扒窃行为被被害人或第三人识破，被害人或第三人对其抓捕制止要求其返还财物等情况下，行为人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很大，从而使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增加而达到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相同的危害程度，相比较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扒窃作为一种单独入罪条件与其他四种情形相互独立彼此并列因而不需要有携带凶器的限制，理由如下：首先从文理解释的角度来看，在宏观整体把握这一条文时容易发现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四个词之间都是用顿号隔开的，而顿号本身的作用就是让所连接起来的词语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由于条文中的标点符号作为刑法条文的组成部分，对准确表达立法意图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都是经过严格审议后才最终确定下来的，因此单从法条标点符号本身含义来解读条文是能够得出扒窃与其他几种盗窃情形处于并列地位的；其次从逻辑上来看，扒窃本属于盗窃的一种类型，携带凶器盗窃的行为自然就会包括携带凶器扒窃的行为，况且本次《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入刑就是考虑到扒窃比一般的盗窃案件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既然刑法已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就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将携带凶器扒窃重复列入罪状。

　　综上，《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单独作为盗窃的一种入罪，有其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审判实践中对扒窃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场合、扒窃的物品是否为随身携带的密切物品和是否携带凶器扒窃予以明确，这样将很好的解决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作者单位：广西田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