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益诉讼鼓与呼

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 马英杰


公益诉讼，是以诉讼目的为基准而界定的诉讼方式，它涵盖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三大诉讼领域，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休戚相关。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民事公益诉讼在实践中主要是针对垄断经济、不正当竞争、环境侵权、违反消费者保护等违反公序良俗的公共性违法行为而设置的诉讼救济途径。本文主要从民事诉讼领域对公益诉讼的有关问题进行探究，并热切期望民事诉讼法修改能确立公益诉讼制度。一、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关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的民事权利的保护，我国实体法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五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六十一条　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合同法》第七条 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尽管实体法对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权利由谁去维护，如何维护呢？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是空白的，程序法的空白使实体法无所适从。现实状况是侵害国家利益的事件急剧增加，当事人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大量肆无忌坦地侵吞、私分、转移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流失惊人。社会公共利益不断受到侵害，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形式。市场主体对利益追求的内在冲动往往难以遏制。因此违法经营，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不遵守竞争规则，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其关键的原因是侵害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得不到有效打击，而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途径，从而致使违法者逍遥法外。造成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受侵害而得不到保护原因何在呢？主要是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明显滞后，从而使得民事诉讼法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民事权利的保护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没有规定，所以实体法对公益权利的规定也形同虚设。当一些机关、组织和个人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公益诉讼时，法院一般不予立案受理，因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于公益诉讼，法院要问你提起诉讼，与你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与法无据。退一步说，即使好说歹说立了案，最后的审理结果往往又都是以维权者败诉而告终。如何更切实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迫切需要。 二、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条件已经具备。首先，国外民事公益诉讼理论和规定相当成熟，可以借鉴、吸收和移植。法律移植是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甚至是不同社会形态国家的法律制度，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捷径，因为当今世界虽然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往往会遇到一些相同或者类似的社会问题，这样可以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在处理同一问题上的法律手段。完全不必把自己封闭起来，关起门来搞代价极高的法律实践，一切都要自己从头做。实践证明，那种经验爬行主义的态度对于法制建设来说是不利的，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国家已积累了成熟经验，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可供我们借鉴、吸收和移植的。公益诉讼在古罗马时期就已产生，它是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的，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9]因为市民及有关团体组织是公共社会的组织部分，有享受公共利益的权利，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当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时，实际上公众享受公共利益的权利也受到了侵害，按照“有权利必然有救济”的原则，保护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也就应运而生。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垄断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垄断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增多，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国外的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有两种主要的模式：一是美国的公益诉讼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依靠判例的形式形成和发展公益诉讼机制，并以适当的法律规定加以健全和完善。如美国从1940年桑德斯兄弟广播站诉联邦委员会案件和1943年纽约州工业联合会诉伊克斯案件中发展出私人检察总长制度，即当违法行为危害公共利益时，国会可以授权一个公共官吏提起诉讼制止违法行为，也可以授权任何人提起诉讼解决这类争端，而受到授权的人即相当于私人检察总长。1986年修改后的《反欺骗政府法》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如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都有权以国家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规定任何人均可以对反托拉斯的行为起诉；《联邦采购法》规定任何人均可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对政府采购中的腐败和有损于美国公众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将人数不确定但各个人所具有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当事者拟制为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一人或数人提起诉讼视为代表整个群体所提起，判决效力扩及群体中的每个个体，[11]其目的是重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可见，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公益诉讼制度。二为大陆法系公益诉讼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并可以上诉。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除对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协会诉讼和个人诉讼有明确规定外，该法典第423条规定凡是在公共秩序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提起诉讼。 其次我国法学工作者对公益诉讼的理论已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一定的理论成果，具备了确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重点有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颜运秋主编的《公益诉讼理念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韩志红和阮大强主编的《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及一大批法学家的相关理论研究文章等。再次，民事诉讼的大胆实践已现实地突破了民事诉讼法有关公益诉讼规定的空白，针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问题，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自1996年以来，河南、山西、福建、山东、贵州、江苏、江西等省检察机关先后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未能充分有效地履行保护国有资产的职能时，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采取法律补救措施，将国家对国有资产、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保护政策落到实处，进行司法实践的创新，开展公益诉讼活动尝试并取得了成功。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法院对该县检察院代表国家作为原告起诉的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当庭作出判决，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获得了支持。湖南岳阳县人民法院对该省第一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诉案作出判决：被告张立新与岳阳县供销社日用杂品公司签订的房地产协议无效，对造成流失的17万多元的国有资产由张立新承担责任，其他11名被告负连带责任。岳阳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起诉并判决支持县检察院的诉讼请求，表现出极大的司法勇气。山西省法院审结了两起由检察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一例是河津市中医院未经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同意评估而擅自转让办公用房及设施，为保护国有财产，检察院积极主动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另一例是国有企业乡宁县煤运公司在代替被保证人履行债务之后，怠于行使对被保证人的追偿权，检察院为追回国有的财产而提起诉讼。 公民个人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益诉讼亦是举不胜举，北京一名17岁少年状告国家烟草专卖局及24家烟草公司，请求法院判令25家被告在本单位网站主页上注明“吸烟有害健康”、“禁止任何人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字样，并以不少于10％的内容宣传吸烟有害健康及未成年人吸烟的危害。江西国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欢向法院提交诉状，状告南昌铁路局按有座车票的价格向旅客出售无座车票。此案一审已判处周欢败诉。河南漯河市女教师状告当地酒厂，要求法院判令酒厂在产品上注明成分、警示标志，但一、二审法院均驳回起诉。在上海，一女乘客未注意机票上英文代码载明的机场而跑错机场，误了飞机，因此状告航空公司，诉讼请求之一是赔偿损失，二是要求判令航空公司出售机票应用中文标明机场。但同样是因为上述原因，该女乘客的第二个诉讼请求与她本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法院未予支持。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河南省郑州市的市民葛锐的“三毛钱入厕官司”更是公益诉讼的典范，葛锐在郑州火车站候车期间，到候车厅内厕所入厕，厕所管理人员要求其交纳0.3元入厕费，双方为厕所是否应该收费发生争执，后葛锐按管理人员要求支付了0.3元入厕费。随后，葛锐把郑州火车站的上级郑州铁路分局推上了法庭。葛锐认为，旅客购票后即应享受从进站到出站所必须提供的各种治安、卫生、候车休息等基本客运服务，郑州火车站的行为已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葛锐要求：赔礼道歉；退回3毛钱的入厕费。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郑州铁路分局对葛锐在候车室入厕收0.3元费用，是河南省物价局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有关规定批准的，属合法收费行为，判葛锐败诉。葛锐依法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郑州铁路分局返还葛锐0.3元入厕费,并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从葛锐三角钱入厕定官司之后，我们欣喜地看到，全国各地车站陆续取消了车站公厕收费。这些由个人自发为维护不特定多数人利益而提起的公益诉讼，尽管被告的行为可能侵害了公共利益，但因公共利益并非个人利益，按法律规定普通公民无权起诉。致使这些意在为不特定多数人赢得权益的诉讼，多以败诉告终。法院驳回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基本上都胜诉了，而公民个人所提起的维权公益诉讼则多以败诉而告终，但两者从不同层面提起的公益诉讼都大胆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从民事诉讼实践而言已经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引入了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制度。三、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修改已提到了人大会议的议程之中，是否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仍是有所争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法律角度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况且无论从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讲还是从公益诉讼的实践讲都已具备确立公益诉讼制度的条件。那么构建什么样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呢？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国家在公益诉讼中的成熟经验，并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司法实践出发来构建公益诉讼制度。关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应当限定在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合法权利的基础之上，其他不成为公益诉讼案件。需要重点探讨的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为哪些机关、组织和公民。笔者认为公益诉讼既然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程序制度，就应当体现其社会性、公共性，允许更广泛的更能代表不同层次利益的法律主体进行公益诉讼，不应有所限制。且赋予国家机关、有关组织、公民个人均有诉权，分别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不足之处，形成强大的诉讼合力，充分保障违反公益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如国家机关对某些损害公益行为会顾虑方方面面的关系、面临重重压力而懈怠起诉，但它的力量较公民个人而言更强，有诉讼对抗力上的优势；公民个人的诉讼力量较弱，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民众却在诉讼意志上很少会受到干扰，更敢于举起公益诉讼大旗。从公益诉讼的实践来看，首先应该确立人民检察院和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应当考虑消费者协会、律师协会、环保组织及其他相关机关和组织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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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已报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9年6月3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6月11日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的决定

（2009年6月3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进行了审议，现决定予以批准，由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

（2009年4月10日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2009年6月3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的管理，保障和促进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高新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总体规划设立的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目的的开发区。

　　第三条 在高新区从事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高新区应当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建设成为科技创新示范、科技成果孵化和辐射、人才集聚和培育的基地，实现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五条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在其管理区域内行使市人民政府授予的相关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当于县级的社会行政管理职能，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制定区域内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负责组织实施；

　　（三）受市规划行政部门的委托，编制区域内的总体规划，负责编制区域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业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四）根据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区域内的土地使用依法实施管理；

　　（五）按规定权限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审批，对其他投资项目进行核准或备案；

　　（六）负责区域内的经济贸易、财政、农业、水利、林业、国有资产、科技、统计、审计、物价、外事、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安全生产、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七）负责区域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城市管理、民政、文化、教育、体育、卫生、计划生育等社会行政管理事务；

　　（八）负责区域内的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知识产权保护、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工作；

　　（九）协助有关部门管理设在区域内的分支机构；

　　（十）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高新区规划范围内属江东区、鄞州区行政区域的经济和社会行政事务管理，市人民政府已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六条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所属职能机构，具体负责高新区各项社会行政管理事务。

　　第七条 工商、税务、公安、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需要在高新区设立派出机构或者派出人员。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及高新区所在地有关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为在高新区从事创新、创业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第三章 准入与服务

　　第九条 组织和个人可以依法在高新区投资、兴办企业。

　　在高新区设立企业，凡具备设立条件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核准登记。除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经营的项目外，对高科技企业的经营范围不作限制。

　　第十条 高新区重点发展研发设计、软件与服务外包等高新技术服务业和新能源与节能、半导体与光电、新材料等高新技术制造业，以及其他智力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

　　第十一条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可以依法与境内组织或者个人在高新区兴办合资、合作的高科技企业。
　
　　境外企业可以在高新区设立分支机构。

　　第十二条 高新区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可以实行股份期权、利润分享、年薪制和技术、管理以及其他智力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

　　第十三条 高新区内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省、市和高新区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按照国家、省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同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科技合作，为高新区的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和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加快国家和地方设立的研发园区、科技创业中心、留学人员创业园、软件产业园等建设，并为入驻的机构和人员提供有利的创新、创业环境。

　　第十六条 鼓励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创办从事技术创新的企业和机构，或者联合从事技术创新项目的研究开发活动。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对有关技术创新活动，可以给予资金支持。

　　第十七条 鼓励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在高新区兴办大学科技园、创业园、创业服务中心以及其他形式的综合孵化器或者各类专业孵化器，为在孵企业提供创业服务。经认定的孵化器，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

　　前款所称孵化器，是指为培育初创阶段小企业的成长，减少创业者风险而提供场地、仪器设备、资金、信息等服务的专门机构。

　　第十八条 符合执业资格、条件的组织和个人，可以在高新区依法设立金融、保险、法律、审计、会计、技术交易、信息咨询、产权交易、人才中介等服务机构。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中心、科技和人才中介服务等机构入驻高新区；支持县（市）、区在高新区建立研发创新基地；将市新引进和新建的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科技场馆等项目，向高新区集聚，促进高新区形成研发机构、人才、技术、设备、信息的集聚优势。


第四章 规划与建设

　　第二十条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结合高新区的发展需要，对高新区的建设、发展进行统一规划。

　　高新区的规划及开发建设应当依法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第二十一条 高新区内的企业用地，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

　　第二十二条 高新区内原以协议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有明确限定转让条件的，不得擅自转让。

　　前款规定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二十三条 鼓励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在高新区投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

　　高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应当符合高新区规划，并依法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实施。

　　第二十四条 高新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管线，应当符合高新区规划，并经依法批准。

　　第二十五条 鼓励高新区内的企业高于国家标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禁止在高新区内新设污染环境的企业和项目。已经设立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应当依法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依法责令停业或关闭。

　　第二十六条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依法对区域内的社会治安、道路交通、市容环境进行管理，对垃圾、污水、噪音以及其他危害环境和人民群众健康的因素进行治理。

　　第二十七条 高新区的信息化建设应当符合市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适应科技创新和信息产业发展的需要，合理开发、利用信息资源。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建立项目信息、中介服务信息、统计数据信息等公共信息库，及时公开政务信息和服务信息，接受社会公众查询。


第五章 促进与保障

　　第二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支持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进行体制创新，进行风险投资、企业股权改革、产权交易、科技保险、信用和中介服务等方面的改革。

　　第二十九条 鼓励国（境）内外专家在高新区从事咨询、科研和技术创新、技术合作、投资创业等活动。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和所涉及的企业、科研机构应当为其提供工作、生活上的便利。

　　第三十条 在高新区工作的高科技企业人员出国（境）进行技术考察、技术交流和商务活动，外籍人员来高新区工作，有关部门应当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简化出入境办理手续。

　　第三十一条 高新区内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引进的留学人员以及市外科技、管理和经营人才，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办理录用、社会保险、户籍登记等有关手续。引进的人才按照本市规定的政策享受有关优惠待遇。

　　第三十二条 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积极培育资本市场，建立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机制。

　　第三十三条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在高新区依法设立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以融资担保为主的信用担保。

　　第三十四条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在高新区开展创业投资业务，引导外资和民间资本参与创业投资，建立多种形式、多种所有制的创业投资企业。

　　市人民政府和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当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采取参股设立创业投资企业、跟进投资等方式，引导和扶持创业投资的发展。

　　第三十五条 风险投资机构在高新区内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累计投资额达到其注册资本一定比例，可以享受市和高新区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政策。具体比例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六条 风险投资机构可以依法通过企业购并、股权转让、证券市场上市以及其他方式回收其风险投资。

　　第三十七条 高新区内的组织和个人的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鼓励高新区内的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及其相关人员进行专利申请、商标注册、软件著作权登记，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对自主知识产权采取保护措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及所属职能机构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机构按照各自职权依法处罚。

　　第三十九条 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机关或所在单位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行政监察部门或上级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市场主体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组织和个人依法应当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没有依法履行职责而受到损害的；

　　（二）组织和个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应当享有的权利，因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没有依法办理而未能依法享有的；

　　（三）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侵犯组织和个人合法权益的；

　　（四）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徇私舞弊，非法谋取利益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5年3月1日施行的《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条例》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