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颁布施行《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的公告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已由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02年9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2年9月29日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任免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对权限范围内的本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命、免职、撤职、决定代理职务以及通过人选、接受辞职，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具备履行职责相应的素质和能力，忠实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认真执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和决定，自觉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群众的监督，恪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免事项的具体工作，由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负责。

　 第二章 任免范围

　 第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免本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下列职务：

　 （一）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的提名，补充任命或者免去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人选，必须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

　 （二）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免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主任。

　 （三）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省长的提名，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

　 （四）根据省长的提名，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和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厅长、委员会主任的任免，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备案。

　 （五）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名，任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六）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名，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七）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批准任免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第六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大常委会推选、决定本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下列代理职务：

　 （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根据主任会议的建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二）省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从副省长中决定一人代理省长的职务。代理省长的人选不是副省长的，可以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决定任命为副省长后，决定其代理省长的职务。

　 （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决定一人代理院长的职务。代理院长的人选不是副院长的，可以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命为副院长后，决定其代理院长的职务。

　 （四）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从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决定一人代理检察长的职务。代理检察长的人选不是副检察长的，可以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任命为副检察长后，决定其代理检察长的职务。决定的代理检察长，须由省人民检察院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省人大常委会下列委员会人选：

　 （一）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通过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的人选，必须在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提名。

　 （二）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通过省人大常委会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成员的人选，必须在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其他代表中提名。

　 第八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省长、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的辞职请求，省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是否接受其辞职。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辞职的，报省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备案。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辞职，须由省人民检察院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辞去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的职务。律师担任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成员期间，不得执业。

　 第九条 省人大常委会可以撤销本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下列职务：

　 （一）根据主任会议提出的撤职案，决定撤销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主任的职务。

　 （二）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省长或者主任会议提出的撤职案，决定撤销个别副省长的职务。

　 （三）根据省长或者主任会议提出的撤职案，决定撤销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和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厅长、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四）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或者主任会议提出的撤职案，决定撤销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的职务。

　 （五）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主任会议的提请，决定撤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撤换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六）在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提请，批准撤换设区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七）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主任会议提出的撤职案，决定撤销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

　 （八）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建议，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第三章 任免程序

　 第十条 新的一届省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依法选举产生后，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和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厅长、委员会主任。未重新任命的，其原任职务自行终止。

　 除前款规定的人员外，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后，继续担任原职务的，不需重新任命；不再担任原职务的，应当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免职。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任职的机构职能已调整，但名称未变更的，不需重新任命；新设立、更名、合并、撤销或者不再属于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应当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

　 第十一条 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名人应当书面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任免案，并报送材料。

　 提请任命案的材料，应当客观、全面写明拟任命人员的基本情况、简历、德才表现、任职理由等内容。新设立的机构，须附批准机关的文件。提请批准任命的，须附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结果的报告。

　 提请免职案的材料，应当写明拟免职人员的基本情况、免职理由等内容。机构更名、合并、撤销或者不再属于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须附批准机关的文件。提请批准免职的，须附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接受辞职的决定及表决结果报告，或者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罢免决定及表决结果报告。

　 提请撤职案的材料，应当写明拟撤职人员的基本情况、撤职理由等内容，并提供有关材料。提请批准撤换的，须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及表决结果报告。

　 第十二条 提请任免案及其材料应当在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达省人大常委会。个别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送的，提名人应当向主任会议作出说明，经主任会议同意后，可以列入省人大常委会当次会议议程。

　 第十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应当对任免案进行初步审查，并向主任会议报告。审查认为对拟任免人员情况需作补充说明的，提名人机关应当及时报送补充说明材料。

　 第十四条 任免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主任会议认为对拟任免人员情况需作补充说明的，提名人应当按照主任会议的要求到会或者书面作出说明。

　 第十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任免案时，提名人或者其委托的副职领导人须到会作任免案的提请说明。由主任会议提名的，应当确定一名主任会议成员作提请说明。

　 第十六条 审议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任命案时，拟任命人员应当到会作供职发言，回答询问。

　 第十七条 审议撤职案时，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提出申诉意见。

　 第十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任免案，采用全体会议与分组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时，提名人或者其委托的人员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九条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任免案，在审议中发现有重大问题需要查清的，经主任会议提出，常务委员会会议同意，任免案可以暂不付表决。所提问题交有关机关调查、提出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再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条 列入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任免案，在交付表决前，提名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任免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二十一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对任免案应当逐人表决。通过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人选，可以对每一项人选合并表决。

　 同一职务同时有任命和免职两项表决时，先进行免职项的表决，再进行任命项的表决。

　 第二十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任免案，采用按表决器或者其他无记名的表决方式。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任免案可以表示赞成，可以表示反对，也可以弃权。

　 任免案以省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赞成通过。

　 任命案未获通过的，不得在同一次会议上就同一人选再次表决。如果提名人认为必要，可以向省人大常委会另一次会议作出说明，再次提出同一人选担任同一职务的任命案；如果再次未获通过，不得再提名其担任同一职务。

　 任免案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二十三条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主任，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和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的厅长、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任命通过后，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或者其委托的副主任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颁发任命书。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任命通过后，任命书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委托提名人代为颁发。

　 任命书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签署。

　 第二十四条 任免案通过后，省人大常委会应当书面通知提名人机关。任免名单应当在省人大常委会公报和本省主要新闻媒体上公布。

　 第二十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死亡的，其职务自行终止，由提名人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四章 任职监督

　 .第二十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视察、检查、调查、质询、评议和听取汇报、要求工作述职等方式，了解所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第二十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受理人民群众对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交有关机关调查处理。有关机关应当将调查处理情况报省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条 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受降职处理或者撤职、开除处分的，处理机关须报省人大常委会依法予以免职或者撤职；受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处理机关应当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重塑公司治理制度的法治基础

李占荣


内容提要：文章指出，要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从公司之根本入手，重塑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和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
关键词：公司 治理结构 外部治理 法治基础


公司肇始于商品经济，成熟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并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是资本与劳动力的高度结合，所以公司治理应围绕劳动与资本的各个层面的关系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在我国当前的公司治理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内部人控制现象”、“用脚投票机制失灵”、“利用假帐和虚假信息圈钱”等。为此，经济学界进行了诸多理论探索，设计了一些治理模式。但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H•米勒所言：“在公司治理问题上至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答案”。由于从根本意义上讲，公司是一个法律范畴，是法律拟制之人，其设立、变更、终止、运行、发展无不系于法网上的某一个“结”，因此，要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从公司之根本入手，重塑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
重塑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
公司治理结构是处理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必须由法律来规制，重塑公司治理结构法治基础的关键在于使公司权力二元化：将劳动权利提升为劳动权力，并获得与资本权力等量齐观的法律地位。
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借鉴和移植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制度时应当以本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采取扬弃的态度。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制度惯性决定的。西方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法权基础之上、使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庸、劳动者成为资本家的附庸，劳动权利成为资本权力的附庸。相应地，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体现广大职工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应有的法律地位。然而，在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无视广大职工作为劳动者应有的法律地位的现象，包括在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以国有股份为主导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劳动权利受制于公司里的各种与资本密切结合的权力。甚至在理论界也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并聘任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①
《 公司法》作为关于公司制度的基本法律，在对劳动者法律地位的规范上无所作为,根本没有在公司的组织机构上给劳动者任何法律地位，仅仅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的法律地位。事实上,仅从公司的现实与未来发展来看，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除了股东,董事会及其成员、监事会及其成员、经理人员以外,劳动者是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主体.从纯理论意义上讲,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尽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判断孰轻孰重,但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从理论上给了我们值得借鉴和深入思考的参考答案.显然，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建立以公司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如果不赋予劳动者应有的法律地位，就无法克服公司治理实践中的 诸多困难。所以，要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要确立公司权力二元化的法治基础,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的法律地位，使劳动权利在公司治理结构层面上还原为劳动权力，并获得与资本权力等量齐观的法律地位。
具体地讲,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职工大会应当与股东会共同行使《公司法》规定的十二项职权中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以下五项职权：
（一）、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二）、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四）、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五）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做出决议。
以上职权的行使仅有股东会的批准是不够的，必须经过职工大会投票表决通过，反之亦然。在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由于是一人股东，所以不设股东会，因此除了在董事会和监事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和监事以外，应当让职工大会行使公司的最高权力并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互配合，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实现二者的统一。由于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大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国有成份较大，因此，可以由职工大会与股东大会共同行使《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十一项职权。通过劳动者法律地位的转变，劳动权利提升为劳动权力，并获得与资本权力同等的法律地位，重塑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这种二元化的对立统一格局是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性选择和根本出路。
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一英镑股票是大英帝国的基础”，“员工持股计划”，“工人参与管理”等都是对劳动者权利的一种扩大，是一股“经济民主化”潮流。但由于缺乏相应的产权基础和制度支持，因而无法完成从“劳动权利”向“劳动权力”的质的飞跃。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将使得这一切顺利成章，可以说，公司制度在我国有着天然的成长土壤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重塑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
如果说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于主要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和选择性法律规范建立起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衡机制，那么公司外部治理的核心在于主要以禁止性法律规范为最终保障，辅之以相关制度，对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股东大会及职工大会）、执行机构（董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及代表机构（包括经理在内的公司行政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实施外部监督。在我国的公司监督机制中，除法律监督外，还包括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党委和纪检部门 行使的党纪监督。然而，由于民主监督既缺少实体性法律规范也缺少与之相配套的选举、罢免、检举、控告和建议等程序性规定，因此几近形同虚设。而党纪监督由于对象和范围的局限性，只能对党员干部实施党纪监督，往往以党纪处分代替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且当董事和经理兼任党委书记时，该监督根本无法进行。法律监督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有很强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和普遍适用性，因此，它是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由于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在公司外部治理问题上存在若干缺憾，笔者认为重塑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刻不容缓，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尽快制定《公司监督法》，对公司实行体外监控。
任何法律都不是先验的、随意创造的，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客观要求。我国公司外部治理的实践表明，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群龙无首、相互推诿、缺乏可操作性、权力寻租、职能交叉性的“虚监”模式，公司治理将陷入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困境。作为经济机体细胞的公司自身难保，更遑论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制定《公司监督法》是现实的要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公司监控虽无专门立法，但其特点是监控层次少，监控主体单一，政资分离，诉权法定。这无疑增强了监控的透明度，有利于节约监控成本，更重要的是：加大了法律的监控力度。虽然我国的公司制度借鉴了西方的若干制度，但有着深厚的国情底蕴，即缺少法治传统。因此用立法的形式将监督主体、监督客体、监督内容、监督程序及监督责任法律化，建立起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法律监督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尽管我国自1999年四月开始在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推行了类似于日、美、法等国稽查员制度的“稽察特派员”制度，但由于对特派员专业知识方面没有要求，（只对其行政级别有要求），有别于西方国家专家团式的稽查员。加之行政主导的惯性，缺乏法律在实体与程序上的保障，因此，该制度的效果仍不甚明显。总之，我国的公司监督机制必须从普遍意义上进行创制和完善，局部的改善和“特殊关照”只能使公司这样一个主要的市场主体出现身份上的差异，这也有悖于我国公平的法制原则。
2、修订《公司法》或通过司法解释增强“法律责任”的可诉功能。
可诉性是法律的基本特点，缺乏可诉性的法律就是“法律木乃伊”。《公司法》在第五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六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监事会（监事）的职权：“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从法律逻辑上看，显然这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然而它都不具备可诉的功能，因为它没有赋予监事会（监事）相应的诉权。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显然是一个要求违法主体承担经济责任的法律规范。既然承担经济责任，首先应当有一个诉权主体，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该诉权主体无疑是股东。其次，既然承担赔偿责任，“给公司造成损害”必然是经济上的，那么，对于虽违法但未“给公司造成损害”，是否也应追究一定的法律责任呢？况且，对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并无程序上的规定。另外，还存在诉权不充分的情况。《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该规定虽然明确了诉权主体，并赋予其要求法院“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权，但未赋予其“求偿权”，该诉权显然是不充分的，必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从近几年我国公司制度和证券市场的情况看，大股东、董事及经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和资金优势侵害中小股东和广大职工利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增强相关法律规范的可诉功能，消除违法成本是零的奇怪现象，使公司治理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是十分必要的。

余论
公司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是一项法治工程。只有从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机制两方面着手，才能标本兼治。事实上，重塑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还要涉及到公平与效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对立统一等法律问题，重塑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还包括完善程序法、建立绕开法人、直指自然人的责任制度等诸多问题，显然，这些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所以，重塑公司治理制度法治基础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注释：① 参见梅慎实：《现代公司机关权利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作者：李占荣，男，1967年生，西北师大政法学院讲师。